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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乞丐。他的肮脏的双腿裸露着就是他博得同情和施舍的道具。
如果没有后来的偶遇，我想我会一直坚持下去——每天，从他面前经过的时
候，放一些零钱在他的茶缸里。在发现他行乞的真相之前，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每次见到他的时候，我的心里都洋溢着奢侈的同情，我想他是多么痛苦，完全丧
失了自由活动的能力，完全失去了作为一个人行动的快乐，也许这就是他的一生。
我一边同情着他一边就在为自己庆幸，能走动是多么幸福啊。我从没有想过，可
能在我放下手中的零钱时，他就在心里暗暗地同情或者干脆就是嘲笑，世界上居
然有像我这么自我感觉良好的傻瓜。
后来对这个乞丐的发现使我相信了一点，就是在生活中所有的欺骗有朝一日
都是要暴露的，这种暴露就是对欺骗别人的人最好的惩罚。
我是在地铁站旁边的糕饼店里遇到他的。一个健康的、双腿健全、可以自由
地跑跳的少年。他买了一只跟我正在吃的汉堡一模一样的汉堡外加一杯可乐，站
在靠近门口处，一边吃一边看着往来的行人和车辆。早晨的阳光照在他的身上和
脸上，他和任何一个享受着美好生活的少年没有任何不同。
我握着吃剩一半的汉堡，死死地盯着他。我不会看错，他就是那个曾经若干
次牵动我的恻隐之心、若干次让我感到莫名的优越并因此掏出钱包的小乞丐。绝
对是他。他怎么敢在这里堂而皇之地吃那些给他零钱的人们也许尚且不可能天天
吃到的东西？他怎么敢把他的健康的双腿如此明目张胆地亮出来而丝毫不感到羞
耻？
我目不转睛地注视他，他快乐地看着街景仿佛根本不知道距离几步之遥的地
方有一个上过他的当的我存在。甚至，有一刹那，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他没有
什么特别的感觉，就像所有的陌生人在目光交汇的一刹那又瞬间无所谓地闪开一
样。
这一天我走进地铁通道的时候，在楼梯上没有遇到每天行乞的少年，恐怕只
有我知道，他在不远处的糕饼店里吃汉堡、喝可乐，晃着两条毫无缺陷的腿。
此后，我在上班的路上又看到过这个男孩子，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假，他
的状态依然是残疾的，坐在台阶上可怜巴巴地对给他的茶缸里扔下零钱的、善良
的人们道谢。我没有再给过他钱。过去每次从他身边经过时的同情被现在的轻蔑
和气愤所代替，我发誓绝对不再把我的珍贵的同情心施与这样的骗子。
然而仍然有人像不明真相的我那样继续给予并且在有些居高临下意味的给予
中获得快乐。每天如此。
目睹着这一切的时候，我偶尔也会想到，其实在这个“小乞丐”眼里，给予
的人也是值得同情的，他们是那么容易地就从别人的痛苦和自己给予的原本无济
于事的施舍中获得满足，这些人也无非就是在看到了自己和他人的地位悬殊之后
表现出一种无关痛痒的慈悲，他们同情弱者的同时不是也在充满自恋地欣赏着自
己的乐善好施吗？我一度就是这样的。
这个“小乞丐”的最大作用就是让我下定决心绝对不再轻易表示同情。
这件事过去两年以后，我到报社做了记者。重新思考有关同情是因为一起工
作的一位同事遇到了一件事。一个外地来北京打工的小伙子在那一年的春节前找
到了她，哭诉如何因为受骗而失去了所有的收入，以至于别人都能回老家，而他
只能只身留在北京。他说他知道“X 老师心眼好”，“X 老师主持的版面也是呼
唤人间真情的”，“X 老师一定会帮助他”。他来报社就是想跟X 老师借500 块
钱，过完春节回到北京他会“加倍努力工作”，还钱给X 老师。
送走了这个人之后，同事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想了想，还是把钱借给他
了。毕竟对于咱们来说，500 块钱还拿得出来，对他来说，就是帮了大忙了。”
感慨同事的善良之余，我和另外几个同事纷纷议论，说善良的她一定是上当
了，她的钱和她的善良伴随着这个貌似可怜的人的离去而一去不复返了。我乘机
讲了我曾经遇到过的“小乞丐”的故事。
同事看着我的神态非常笃定：“不管他回不回来。我给他钱的时候就没指望
他一定能还给我。而且，一个人用出这样的方式，一定是因为他实在太困难了。”
后来不知道这个同事是否得到了归还的500 块钱，但是她当时的话给我留下
了很深的印像，我想也许我是太矫枉过正了，这个世界上善良的人其实很多，乐
于助人其实也没有什么错，我遇到的不过就是一个个例罢了。
我在大约两年多之后原谅了那个用假腿骗人的少年。
又过了大约一年，那个同事离开了我工作的部门，她主持的那个“呼唤人间
真情”的版面变成了由我来主持。
不幸的是，我也遇到了几乎相同的一件事。一个自称来北京打工的小伙子来
到报社，对我哭诉他的困难。一切都与我的同事遭遇的一样，甚至那些好话都如
出一辙，唯一的不同是“X 老师”变成了“张老师”，500 块钱变成了300 块钱。
我的心里真的有了激烈的斗争，我的同事和那个“小乞丐”同时出现在我的
眼前，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仿佛同事代表着一种善良的美德，拒绝这种美德无
异于亲手把自己驱逐出好人的队伍；而“小乞丐”代表着一种邪恶，我想像着这
个小伙子拿着我给的300 块钱走出报社就在心里无情地嘲弄我的愚蠢。
我注视这个也许真的出于信任与无助而找到我、也许根本就是来编一个凄惨
的故事达到不劳而获的目的的人，我甚至有些希望能够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什么是
真、什么是假。但是，他的眼睛里除了呆滞之外什么也没有。
进进出出的其他同事已经在注意我们，我猜想肯定有人知道了他来的目的，
也知道我还拿不定主意。一个新的念头涌上来，我怎么能让我的同事感觉到和他
们一起工作的我原来是一个没有同情心的家伙呢？就算是做一个“秀”，就算是
明知上当，这样的时候我也是别无选择啊。
我尽量平静地听完来人已经重复过的话，尽量力求让自己相信，这是一个真
正需要我的帮助的人，相信他会回来，归还我借给他的钱，也为我树立一个善良
和乐善好施的好名声……我不知道是怎么从钱包里取出钱来交给他，不知道自己
还说了什么伪善或者愚蠢的话，不知道怎样带着他到报社楼下吃了工作餐之后又
送他离开。但是我知道我的一切都已经被我的同事看在眼里了，不管怎么说，愚
蠢的善良应该比残酷的理性更容易被人称道吧？
我又一次像当年面对那个行乞的少年一样找到了一种莫名的优越，不同的是，
过去的我是因为无意识，而现在的我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有意为之。也许这比我一
直不敢表现的、在心里暗暗活动的理性更加残酷。
至今，我没有收到归还给我的钱，而且，也没有得到因为表现了善良而获得
期望的赞赏。
“曾经”这两个字真的很奇特，在任何时候、任何语境里都在表达着同一种
意思，就是存在
最艳的一天
1997年过完春节之后，同事带来了他回家乡结婚时的照片。大家纷纷传看着，
仿佛也因此沾上了浓浓的喜庆。
厚厚的一叠照片中，有一张非常突出。同事抱着他的俏丽新娘正在跨过自家
的门槛。新娘是红彤彤的，红色的棉衣、棉裤，红皮鞋、红袜子，头上还簪着大
大的红花。我拿着这张通体红灿灿的照片，瞬间觉得那红色把我的眼睛和心一起
照亮了。
我结婚的时候没有穿红色。虽然妈妈一再告诉我，中国的婚礼是讲究穿红装
的。我还是坚持买了一件白色的、旗袍似的婚纱。只是在结婚登记那天象征性地
穿了平时上班也常穿的红色西装和短裙。
我喜欢看新娘。小时候谁家的大姐姐结婚，我都喜欢站在远处看着，看着红
色的新娘在众人的簇拥之中跨过女人一生中几乎是最重要的一道门槛。而且，那
时候，我就隐隐约约地知道，我自己也会有那么一天。
我把看到的照片描述给丈夫听，其时他正在厨房里热火朝天地炒菜。他没有
像我那样激动，只是随口说：“我知道那是你们女人一辈子最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