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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演讲，我们相见，如同隔世，她走路还是那样不甘落后。王文兴、林湖、陈次云都在母校教育下一代，成为台大外文系的中坚分子。叶维廉、刘绍铭、李欧梵在美国大学教书，各有所成，是美国汉学界后起之秀。方蔚华曾执教政大，已为人父。很多年没有见到诗人戴天，去年到香港，他请我吃饭，两人酩酊大醉，因为大家都有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的感慨。十七年前，戴天到我家，煮酒论诗，醺醺然，不知东方既白，少年情怀，毕竟不同。十七年，时间的担子，是相当沉重的。欧阳子在美国除写作外，相夫教子，家庭美满，然而却遭天忌，患了严重的眼疾，网膜剥落，双目都动过大手术，视力衰退。一九七四年，我到德州去探访她，我们同时都感到，时间的压迫，愈来愈急促，于是我们觉得要赶快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欧阳子以超人的勇气，在视觉模糊的状态下，完成了她的论文集《王谢堂前的燕子》，接着一鼓作气，又单独编辑了这本《现代文学小说选集》。编选这本集子，欧阳子真花了不少心血，她把《现文》上二百多篇小说全部仔细看过，经过深思熟虑，挑出了三十三篇精作，每篇都加以短评，她的短评，寥寥数语，便将小说的精髓点出，对读者大有帮助，而且她的书后目录作得特别详细完整，书后附有《现文》所有的小说篇名，以及每位作者名下所投《现文》之小说篇目，对于日后研究《现文》小说及作家的人有莫大方便。她这种编选态度之严谨认真，堪为楷模。
重读一遍这本选集的小说，更肯定了我对《现文》的看法，《现文》最大的贡献，在于发掘培养台湾年轻一代的小说家。这本选集中三十三篇小说，大多杰出，可以称为六○年代台湾短篇小说的优秀典例。其中有数位早已成名或日后成名的，但是他们投在《现文》上的小说，却往往是他们最好的作品。如朱西宁的《铁浆》，我认为是他所有短篇中的佼佼者，主题宏大：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形式完整：以象征手法，干净严谨的文字，将主题意义表达得天衣无缝。这真是一篇中国短篇小说的杰作。又如陈映真的名著《将军族》，正如欧阳子所评：“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佳作。”他的人道主义在《将军族》中两个卑微的角色身上，发出了英雄式的光辉灿烂。这一篇，应当是他的代表作。再如黄春明的《甘庚伯的黄昏》，虽然这是他投到《现文》唯一的一篇，但是这篇感人肺腑的小说，以艺术形式来说，我觉得是他最完整的一篇，无一赘语，形式内容相互辉映。还有几篇，在台湾小说发展史上，有其特殊意义。丛的《盲猎》，无疑的，是台湾中国作家受西方存在主义影响，产生的第一篇探讨人类基本存在困境的小说。王祯和的《鬼·北风·人》是他初登文坛，在《现文》所投的第一篇。王祯和以前，当然还有许多本省作家描写台湾乡土色彩的作品。但王祯和所受的是战后教育，国语应用纯熟。他这篇小说台湾方言的运用，以及台湾民俗的插入，是他刻意经营的一种写实主义，他这种乡土写实作风，对日后流行的所谓台湾乡土文学有启发作用，而选集中这篇《鬼·北风·人》则是先驱。但《现文》这本小说选集，另外更重要的一个意义，是收集了许多篇文名不盛作家的佳品。因为成名作家，个人都有选集，作品不至湮没，但是名气不大的作家，他们这些沧海遗珠，如果不选入集内，可能就此埋没，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是大大损失，因为他们这几篇作品，写得实在好，与名家相比，毫无逊色。例如奚淞的《封神榜里的哪吒》，从中国传统神话中，探索灵肉不能并存的人生基本困境，欧阳子认为：“其表达方式与主题含义，皆具惊人的独创性。”又如黎阳的《谭教授的一天》，我认为是描写台湾学府知识分子小说中的上乘作品，笔触温婉，观察锐利，从头至尾一股压抑的感伤，动人心弦。东方白的《□□》，研讨人类罪与罚的救赎问题，含义深刻，启人深思。姚树华的《天女散花》，刻划社会阶级间无法跨越的障碍，感人之至。综观选集中三十三篇作品，主题内容丰富而多变化，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之式微者，如《铁浆》、《游园惊梦》；有描写台湾乡土人情者，如《鬼·北风·人》、陈若曦的《辛庄》、林怀民的《辞乡》、严的《尘埃》；有刻划人类内心痛苦寂寞者，如水晶的《爱的凌迟》、欧阳子的《最后一节课》；有研究人类存在基本困境者，如《盲猎》、《封神榜里的哪吒》、施叔青的《倒放的天梯》；有人生启发故事（initiationstories），如王文兴的《欠缺》；有赞颂人性尊严者，如《将军族》、《甘庚伯的黄昏》；还有描述海外中国人的故事，如於梨华的《会场现形记》、吉铮的《伪春》。三十三位作家的文字技巧，也各有特殊风格，有的运用寓言象征、有的运用意识流心理分析、有的简朴写实、有的富丽堂皇，将传统融于现代，借西洋糅入中国，其结果是古今中外集成一体的一种文学，这就是中国台湾六○年代的现实，纵的既继承了中国五千年沉厚的文化遗产，横的又受到欧风美雨猛烈的冲击，我们现在所处的，正是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空前剧变的狂飙时代，而这批在台湾成长的作家亦正是这个狂飙时代的见证人。目击如此新旧交替多变之秋，这批作家们，内心是沉重的、焦虑的。求诸内，他们要探讨人生基本的存在意义，我们的传统价值，已无法作为他们对人生信仰不二法门的参考，他们得在传统的废墟上，每一个人，孤独的重新建立自己的文化价值堡垒，因此，这批作家一般的文风，是内省的、探索的、分析的；然而形诸外，他们的态度则是严肃的、关切的，他们对于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个人有一种严肃的关切，这种关切，不一定是“五四”时代作家那种社会改革的狂热，而是对人一种民胞物与的同情与怜悯——这，我想是这个选集中那些作品最可贵的特质，也是所有伟大文学不可或缺的要素。在这个选集中，我们找不出一篇对人生犬儒式的嘲讽，也找不出一篇尖酸刻薄的谩骂。这批作家，到底还是受过儒家传统的洗礼，文章以温柔敦厚为贵。六○年代，反观大陆，则是一连串文人的悲剧，老舍自沉于湖、傅雷自戕、巴金被迫跪碎玻璃、丁玲充军黑龙江，沈从文消磨在故宫博物馆，噤若寒蝉，大陆文学一片空白。因此，台湾这一线文学香火，便更具有兴灭继绝的时代意义了。
《现代文学》一九七三年停刊，于今三载半，这段期间，我总感到若有所失，生命好像缺了一角，无法弥补。有时候我在做梦：到哪里去发一笔横财，那么我便可以发最高薪水请一位编辑专任《现文》；发最高稿费，使作家安心写作；请最好的校对，使《现文》没有一个错字；价钱定得最便宜，让穷学生个个人手一册。然而我不死心，总在期望那春风吹来，野草复生。其实《现文》这几位基本作家，个个对文学热爱，都不减当年。王文兴写作一向有宗教苦修精神，前年《家变》一出，轰动文坛。欧阳子写作不辍，《秋叶》集中，收有多篇心理小说佳作。陈若曦兜了一大圈，还是逃不脱缪斯的玉掌，又重新执笔，《尹县长》像一枚炸弹，炸得海外左派知识分子手忙脚乱。至于我自己也没有停过笔，只是苦无捷才，出了一本《台北人》，一个长篇，磨到现在。按理说，我们人生经验丰富多了，现在办一本文学杂志，应当恰逢其时。
去年返台，远景出版社负责人沈登恩来找我，“远景”愿意支持《现文》复刊。我跟几位在台的《现文》元老商量，大家兴奋异常。施叔青请我们到她家吃饭，在座有多位《现文》从前的作家编辑，酒酣耳热，提到《现文》复刊，大家一致举杯支持，姚一苇先生竟高兴得唱起歌来，我从来没见他那样青春，那样焕发过。而我自己，我感到我的每个细胞都在开始返老还童。
复刊后的《现文》，我们的期望仍只是一个：登刊有价值的好文学，发掘培养优秀的青年作家。我相信现在台湾的优秀作家，比我们当年一定要多得多。《现文》将继承我们以往兼容并蓄的传统，欢迎有志于文学的作家，一同来耕耘、来切磋、来将《现文》的火炬接下去，跑到中国文学的圣坛上，点燃起一朵文艺火花。《现文》发刊词里有一段话，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