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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她吃着饭，很认真地对待鸭腿和色拉，蛋糕和利口酒，这些食物成了欢乐和评判的对象，成了谈话和幻想的题材。吃完一盘，又开始新的一章。这个女人完全看透了我，看来她对生活的了解胜过所有的智者，现在却做出是个孩子的样子，熟练地逢场作戏，这种们熟的技巧使我五体投地。不管这是高度的智慧还是最简单的天真幼稚，谁能尽情享受瞬间的快乐，准总是生活在现在，不瞻前顾后，谁懂得这样亲切谨慎地评价路边的每一朵小花，评价每个小小的、傅戏的瞬间价值，那么生活就不能损害他一丝一毫。这样一个快活的孩子，食欲那么好，那么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各种食物，难道又会是一个盼望死神降临的梦想者或歇斯底里症患者，或者是清醒的有算计的人，有意识的冷静地要让我爱恋她，变成她的奴隶？这不可能。不，她只是完全沉浸于此时此刻。所以她既能尽情欢笑，又能从心底感到阴沉沮丧，并且从不控制自己的感情，任其发展罢了。
今天我才第二次看见赫尔米娜，她知道我的一切，我觉得在她面前隐瞒什么秘密是不可能的。也许她可能不完全理解我的精神生活，可能不理解跟音乐、跟歌德、跟诺瓦利斯或波德莱尔的关系——不过这一点也是很可疑的，也许她不用费什么气力就能理解这些。即使她不理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的“精神生活”还留下什么呢？这一切不是都已打得粉碎，失去意义了吗？可是，我其他那些完全是我个人特有的问题和愿望，她都会理解，这一点我丝毫不怀疑。过一会儿我就要和她谈我的一切，谈荒原狼，谈那篇论文。以前，这一切都只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从未向别人说过一个字。有一股什么力量驱使我马上开始讲述。
“赫尔米娜，”我说，“新近我遇到了一些奇特的事。一位素不相识的人给了我一本小书，像集市上某种小册子一类的印刷品，里面写的是我的全部故事，跟我有关的事情写的一点不差。你说这怪不怪？”
“这小册子叫什么名字？”她顺口问道。
“书名叫《论荒原狼》。”
“噢，荒原狼太好了！荒原狼就是你？你难道就是荒原狼？”
“是的，我是荒原狼。我就是这样一只荒原狼，一半是人，一半是狼，也许这只是我的幻想。”
她没有回答。地探寻似地注视着我的眼睛，盯着我的手。过了一会儿，她的眼睛里和脸上又露出先前那种深切严肃的神情和阴郁的热情。我相信我已猜出了她此时的思想：我是否具有足够的狼性去执行她“最后的命令”？
“这当然只是你的幻想，”她说，又开始变得爽朗起来。“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说是诗意。不过这话也有些道理。今天你不是浪，可是那天，你走进饭店时。好像从月亮上掉下来似的，你身上还真有点兽性，我喜欢你的正是这点兽性。”
她突然想起什么，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又吃惊地说：“这话真难听，什么‘野兽’、‘猛兽’的！不应该这样谈论动物。动物常常很可怕，可是它们比人还真诚。”
“真诚是什么意思？你指的是什么？”
“你倒仔细看看动物，一只狼，一只狗，一只鸟都行，或者动物园里哪个庞然大物，如美洲狮或长颈鹿！你一定会看到，它们一个个都那样自然，没有一个动物发窘，它们都不会手足无措。它们不想奉承你，吸引你。它们不做戏。它们显露的是本来面貌，就像草木山石，日月星辰。你懂吗？”
我懂。
“动物大多数是悲伤的，”她继续说。“当一个人并不是由于牙病或丢了钱，而是因为他忽然在某个小时里感到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整个人生是怎么回事而悲伤财，那么他是真正的悲伤，这时他与动物就有些相似之处——那样子悲伤，却比以往更真诚、更美。事情就是这样，我初次见到你时，荒原狼，你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赫尔米娜，你对描写我的那本书怎么想？”
“啊，你知道，我不喜欢老是思考。我们下一次再谈它。你可以把书给我看看。不，等一等，我什么时候又有兴趣读点什么时，你再给我一本你自己写的书。”
她请我给她叫咖啡，一会儿显出精神恍惚、心不在焉的样子，一会儿又忽地神采焕发起来，似乎在苦苦思索，得到了些什么结果。
“哈，”她高兴地喊道，“我现在想起来了。”
“想起什么了？”
“狐步舞的事，这些时间我都在想这件事。好了，告诉我，你有没有一间我们间或可以跳一小时舞的房间？房间小没有关系，只要楼下没住人就行，否则我们在上面既得地板嘎吱嘎吱响，他就会上来吵架。那很好，很好！这样你可以在家里学跳舞。”
“是的，”我怯生生地说，“在家里学更好。不过我想，还得要有音乐。”
“当然需要音乐。你听着，音乐你可以搞些，花的钱顶多不过请教员教你跳舞的学费。学费你省下了，我自己当教员。这样，我们什么时候跳都有音乐，留声机留在我们这里。”
“留声机。”
“是呀。你买这样一个小机器，再买几张舞曲唱片……”
“太好了，”我喊道，“你真的教会我跳舞，我送你留声机作酬劳。同意吗？”
这话我说得很爽快，但并不是心里话。我很难想象，在我那堆满书籍的工作室里怎么能放上这样一个我一点不喜欢的机器，对跳舞我也有很多不同看法。我曾想过，我偶尔也可以试着跳一跳，虽然我坚信，我已经太老了，骨头也硬了，学不会了。而现在，一步接一步，事情来得太快太猛烈了，我是个年老、爱挑剔的音乐行家，我不喜欢留声机、爵士乐，不喜欢现代舞曲，我感到我身上的这一切在反抗。现在，要在我的房间里，在诺瓦利斯和让·保罗旁边，在我的思想斗室和避风港里响起美国流行舞曲，要我随着乐曲跳舞，这可是太过分了，人们不能这样要求我。可是，要求我这样做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赫尔米娜，她有权命令我。我服从她。我当然服从。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一家咖啡馆会面。我去的时候，赫尔米娜已经坐在那里喝着茶，微笑着让我看一张报纸，她在那张报上发现了我的名字。那是我家乡出的一张反动的煽动性报纸，经常发表诽谤性文章攻击我。在战争期间，我是反战的，战后我曾著文，提醒人们要冷静，忍耐，要有人性，要进行自我批评，我反对日益猖獗起来的国家主义的煽动。现在，有人又在报上攻击我了，文章写得很蹩脚，一半是编辑自己写的，一半是从接近他的观点的报章杂志上的许多类似文章中抄袭拼凑来的。众所周知，没有人比这些陈旧思想的卫道士写的更坏了，没有人会写得这样卑鄙龌龊，会这样粗制滥造。赫尔米娜读了文章，从中得知，哈里·哈勒尔是害人虫，是个不爱祖国的家伙，只经这种人和这种思想被容忍，青年人被教育成具有伤感的人道主义思想，而不想向不共戴天的死敌报仇作战，那么，这对祖国当然只是十分糟糕的事情。
“这是你吧？”赫尔米娜指着报纸上我的名字问我。“你树敌还不少呢，哈里。你恼火吗？”
我把这篇文章看了几行，全是些老花招。这些谩骂的话没有一句不是陈词滥调，这些年里听得我耳朵部长了老茧。
“不，”我说，“我不恼火，我早就习惯了。我几次表示过我的看法。我认为，每个国家，甚至每个人，在政治‘责任问题’上都不应该浑浑噩噩地沉醉在编造的谎言中，他们都必须在自己身上检查一下，他们犯了什么错误、延误了什么时机、保留着哪些陈规陋习，从而也对战争的爆发和世界上的其他不幸事件负有一定责任。这也许是能避免下一次战争的唯一道路。正是这一点，他们不能宽恕我，因为他们自己一皇帝、将军、大企业家、政治家、报纸——当然是完全无辜的，他们对自己毫无可以指责之处，他们谁也没有一丝一是责任！人们可以说，除了一千多万被打死的人躺在地下以外，世界上不是一切邻很好吗。赫尔米娜，你看，这种诽谤文章虽说不会让我生气恼火，有时却也使我伤心。我的同胞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阅读这类报纸，每天早晨和每天晚上听到的都是这种调子，他们每天被灌输，被提醒，被煽动，被搅得不满和发火，这一切的目的和结局就是爆发另一场战争，而下一场战争也许比上一次战争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