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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晚上天气挺不错。我在熟人的楼前停了片刻，仰视着窗户。我心里想，他就住在这里，年复一年地做他的工作。看书，写文章，探索西亚和印度神话之间的联系，他在做这些事情时觉得其乐无穷，因为他相信他的工作的价值，相信科学（他是科学的奴仆），相信纯知识的价值和知识积累的价值，因为他相信进步，相信发展。他没有经历过战争，没有经历过爱因斯坦给迄今为止的思想基础带来的巨大震动（他想，这只跟数学家有关），他看不见在他周围一场新的战争正在孕育中，他认为犹太人和共产党人都该憎恨，他是个善良、没有头脑的、快乐、自大的孩子，这真使人羡慕。我振作了一下。走了过去，一穿着白围裙的使女接待我，我从某种预感中准确地注意到她会把我的帽子和大衣放到什么地方。使女把我带进一间温暖明亮的房间，请我稍等片刻。我没有祷告，也没有合眼略事小憩，而是听从某种想玩儿的本能，顺手拿起离我最近的一样东西。那是一幅小小的镶框的画，背后有一个硬纸片支架，把画斜支着放在圆桌上。这是一幅蚀刻版画，刻的是诗人歌德，一位性格鲜明、发式出众的老人，脸部造型非常漂亮，脸上既不缺乏那众所周知的神采奕奕的眼神，也不缺乏那一丝宫廷大臣的庄严所略略掩盖的孤独与凄楚。艺术家在表现孤独与凄楚这一特点上特别下了功夫。他成功地赋予了这位非凡的老人以克制和诚实这样一种教授的、也可说是演员的特征，同时又无损他的深度。总而言之，他把他塑造成一位确确实实很漂亮的老先生，每幢市民住宅都可以把它作为摆设。勤劳的手工艺家创作了一系列形象可爱的救世主、耶稣十二信徒、英雄、思想巨人和政治家的画，我手里这幅画大概并不比这些画更令人不适，也许只是由于这幅画画技高超才刺激了我；不管怎样，我已经受了足够的刺激，恼怒万分，有一触即发之势，而老歌德那自命不凡、沾沾自喜的形象还用预示不幸的刺耳的声音冲着我喊叫，向我指出这里不是我呆的地方。这里是温文尔雅的先师和民族英雄的家．而不是荒原狼的家。
假如这时主人走进来，我也许就会成功地找出可信的借口撤退。可是进来的是他的夫人，我只好听凭命运的安排，我预感到大难临头。我们互相问候，不协调的事儿接壤而来。夫人祝贺我气色好，而我自己非常清楚，我们上次见面后的这些年里我老了很多；她跟我握手，我那患风湿病的手指一阵疼痛，我就知道我老了。然后她问我的妻子可好，我只得老实告诉她，我妻子已经离开我，我们离婚了。教授跨进房间，我们两人都很高兴。他也热烈地欢迎我。很快就表明情况是如何可笑。他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这是他订阅的，是军国主义和主战派的报纸。他跟我握过手后，指着报纸对我说，报纸上读到了一个政论家，他与我同姓，也叫哈勒尔，他肯定是个讲小子，是个不爱祖国的家伙，他曾拿皇帝寻开心，他声言。他的祖国和敌国一样要对战争的爆发承担责任。这是什么混蛋！哎，这儿够他瞧的了，编辑部把这个害虫狠狠批了一通，驳得他体无完肤。他看我对这个题目毫无兴趣，我们就谈起别的问题。他们夫妻两个事先真的都没有想到，那个可恶的人会坐在他们面前，而且如此可恶的人就是我本人。当然，干吗要大声张扬，使他们不安！我暗自发笑，但我已不抱任何希望，今晚我还会有什么愉快呢。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当教授谈起卖国贼哈勒尔的一瞬间，我心里升起一种沮丧和绝望的难受感觉，自从目睹了那一幕出殡情景后，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浓郁，最后变成了强大的压力。变成了身体（下半身）感受得到的痛苦，变成了非常可怕的命运所系之感。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窥视我、有什么危险悄悄地从后面向我靠近。幸好仆人报告说晚饭准备好了。我们走进餐室。我搜索枯肠，尽力说点无关痛痒的话，问点无关紧要的事情。我边说边吃，比平时吃得多，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可怜了。我不断地想，我的天哪，我们干吗要这样折磨自己？我清楚地感到，我的主人也并不觉得舒服，不管是由于我给人一种麻木迟滞的印象也好，还是他们家里本来就有不高兴的事，我觉得他们是费很大劲儿才装出这么活跃的。他们也问了我一些事情，我却无法给予诚实的答复，很快我就说了一大通谎话，每说一个字都得拼命忍住恶心。最后，为了引开话题，我讲起我今天目睹的安葬仪式。可是我的语气不对头，我的幽默一开始就让人扫兴，我们越来越谈不到一起，荒原狼嘴牙咧嘴地笑，等到了科点，我们三个人都不怎么说话了。
我们回到先头那间屋子，在那里喝咖啡，喝烧酒，一也许这会帮助我们恢复一点情绪。但那位大诗人又映入我的眼帘，虽然他是放在旁边的五斗柜上我始终摆脱不了他，我听见内心那警告的声音，但还是把那幅画拿到了手里，开始与诗人争论起来。我完全被这种感情支配了：现在的情况无法忍受，我只有两条路，要么提起主人的兴趣，感动他们，让他们与我的话发生共鸣，要么完全破裂，不可收拾。
我说：“但愿歌德并不是真的这个样子！你看他这副自负高贵的模样！他摆出一副架子，眼看肖像的尊敬的诸君眉来眼去，他表面像个男子汉大丈夫。心里却非常缠绵伤感！他肯定有许多可以被人指责的地方，我也常常对这位傲慢的老头有许多不满，但是把他画成这个样子，这可不行，这也太过分了。”
主妇再次斟满咖啡，哭丧着脸匆匆走出房间，她丈夫既难堪又气忿地开了口，说这幅歌德画像是他妻子的，她特别喜爱它。“即使您从客观上说是对的，您也不能说得这样尖刻。况且，您说的话是否对，我有不同看法。”
“这您说得对，”我承认。“可惜，我说话总爱尖刻、好走极端，这是我的习惯，我的毛病。不过，歌德自己情绪好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这位可爱的、庸俗的沙龙歌德自然永远不会说一句直截了当的刻薄话。我请您和夫人原谅，请您告诉她，我患有精神分裂症。同时请允许我就此告辞。”
教授有点难堪，又提出几点不同意见，一再说，我们以前的谈话是多么有意思，多么有启发，我有关米特拉斯和讫哩
什那的推测当时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他曾希望今天也……如此等等。我向他表示感谢，说这些话自然很亲切友好，但遗憾的是，我对讫哩什那的兴趣以及谈论科学的乐趣已经消失殆尽。今天，我多次欺骗了他，比如，我来到这个城市不是几天，而是好几个月了，我独来独往，已经不适合与体面人家打交道，因为我的情绪越来越坏，又患有痛风，况且大部分时间又喝醉酒。另外，为了赶快把事情了结，而且至少离开时不再说谎，我不得不告诉尊敬的先生，他今天大大地伤了我的心。他接受了一张反动报纸对哈勒尔的意见所持的愚蠢而固执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学者的身份是不相称的，那些无所事事的军官才这么看。那个“坏蛋一，那个不爱祖国的家伙哈勒尔就是我自己，如果至少有这为数不多的有思维能力的人主张理智，热爱和平，而不去盲目地、狂热地煽动一场新的战争，这对我们祖国、对世界反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