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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南路衡阳带一带溜哒了一下，逛不出个名堂来。路上人来人往，刚好是下班放学的时候，公共汽车站挤满了人。天黑得早，店铺都开了灯。许多学生在杂志摊上翻书看，我也挤了进去，拿起一本《健而美》来，里面全是模特儿的裸体照，有些姿势照得很难看，我赶忙合上，交给摊贩，他向我龇牙齿，我掉转头，匆匆走过对街去。我真不知道去哪儿好，我觉得好无聊。
我信步溜到西门町，一大堆人在新生戏院排队赶七点钟的电影，我走到新生对面一家小吃馆要了一碟萝卜丝饼。外面闻着香，拿来半个也吃不了，我一点胃口也没有。馆子里暖和，外面冷，我呆坐着混时间，看着对面挤电影的人一个个拥进戏院。等到人走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忽然看见对街有两个太保装束的男孩子走到街心向我这里乱挥手，立即有两个女孩子从隔壁咖啡馆跑出来，拉拉扯扯走过街去。我赶忙起身换个位子，背向着他们。我猜我的脸在发白，那两个男的，有一个是杜志新，另外一个不认得，两个女孩，竟是唐爱丽和牛敏，唐爱丽穿着那天那件西洋红的大衣，头上还系了一块黑花头巾。他们大概考完试约好出来赶电影的。
我忙忙付了账，离开西门町。我不管了，我一定要去找魏伯飏。我不怕他笑我，你不晓得我心里的悲哀有多深，魏伯飏住公园路，就在新公园过去一点，我到魏伯飏家时，魏伯飏妈妈告诉我，刚刚有几个同学来找他出去看电影，走了还不到十分钟。魏伯飏妈妈问我为什么这样久不到他们家玩，她真好。对我讲话总是那么客客气气的。她又问我大考考得怎么样，我说还可以。我请他告诉魏伯飏听，我来找过他。魏伯飏就是那么周到，他连他妈妈也没有告诉我逃学的事情。
我离开魏伯飏家，沿着新公园兜了两个大圈子，我一面走一面数铁栏杆那些柱子，刚好四百根。我不愿到闹街上去，我怕碰见熟人，可能还会碰到妈妈，她平常在西门町的红玫瑰做头发。
新公园里面冷清清的，没有几个人影子。只有播音台那儿亮些，其余的地方都是黑压压的。我走到公园里博物馆的石阶上去，然后从旁边滑下来。滑下来时我看见博物馆底下石柱子中间有两个人影子。我猜他们一定在亲嘴。我真的听到他们发出吧哒吧哒的声音来，亲嘴亲得那么响，真蠢。我记得唐爱丽那天和我亲嘴，一点声音也没有，我的牙齿关得紧紧的。
我绕到扩音台那儿，那里亮些，暗的地方我怕闯到有人亲嘴。我点了根香烟，用力吸了几口。嘴淡得很，这几天胃真坏，肚子饿得要命，就是吃不下东西。扩音台前有个大理石的日晷，我竖起那根石针，来回转着玩。我觉得无聊到了极点。
有一个人从我背后走来向我借火，他说他忘记带打火机，我把火柴递给他，他点上烟，还给我火柴，说了声谢谢，站在我旁边，徐徐的吐着烟圈，我低着头继续在拨弄日晷上的石针。我发觉他并没有离开的意思，我猜不透他是干什么来的。新公园这个地方到了晚上常发生稀奇古怪的事情，可是我不想离开新公园，我没有别的地方去。
那个人问我一个人在公园里做什么，我说买不到电影票，顺便来逛逛。我撒谎从不费心机，随口就出来了。他邀我一同去散散步，他说站着冷得很，我答应了，我的脚板早就冻僵了。我看不清楚那个人的脸，他穿着一件深色的雨衣，身材比我高出一个头来。大概是中年男人，声音低沉，讲话慢慢吞吞的。
我们沿着网球场走去。他问我叫什么名字，读什么学校，我瞎编了一套。他告诉我他叫李××，我没听清楚，我不在乎他叫李什么。我正觉得无聊，找不到伴。
“你刚才买哪家的电影票。”他问我。
“新生，《榆树下的欲望》。”我说。
“哦，我昨天刚看过，还不坏，是部文艺片。”他说。
我们走到一半，天下雨了。雨水打到脸上来，冰冷的。
“你冷吗？”他问我道。
我说我的太空衣很厚，可以挡风。他脱下雨衣，罩到我身上，拉着我跑到网球场边一丛树林子里去。他的雨衣披在身上很暖和，我裹着坐到林子里一张双人椅上，我在街上逛了两个多钟头，两腿酸得厉害，他坐在我旁边在擦额上的雨水，他要替我擦，我说用不着。他说冷雨浸在头发里会使人头痛，他硬伸过手来替我揩头，我裹紧他的雨衣没有做声。他替我擦好雨水，掏出两支香烟，塞给我一支，自己点上一支，他拿出一个打火机来点烟，我不懂他刚刚为什么要扯谎。我们坐着一起抽烟，没有说话，我听得到他猛吸香烟的声音。雨不停的下着，将叶子上发出沙沙的响声来，过了一会儿，他把手上的香烟丢掉，把我手上的香烟也拿去按灭，树林子里一片漆黑，我从树缝里看到台大医院那边有几条蓝白色的日光灯。他把我的两只手捧了起来，突然放到嘴边用力亲起来，我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子。我没想到男人跟男人也可以来这一套。
我没有表，不晓得逃出新公园时已经几点钟了。我没有回家，我在空荡荡的马路上逛了好一会儿，路灯发着紫光，照在皮肤上，死人颜色一般，好难看，我想到第二天的结业式，想到爸爸的话，想到唐爱丽及南光那些人，我简直厌烦得不想活了，我荡到小南门的时候，我真的趴到铁轨上去过，有一辆柴油快车差点压到我身上来。我滚到路旁，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跑了回来。
十
天已经大亮了。我听见小弟在浴室里漱口。我的头痛得快炸裂了一般，肚子饿得发响。妈妈就要上来了。她一定要来逼我去参加结业式，她又要在我面前流泪。我是打定主意再也不去南光了，爸爸如果赶我出去，我真的出家修行去。我听见楼梯发响，是妈妈的脚步声。我把被窝蒙住头，搂紧了枕头。
白先勇 》》 花桥荣记
花桥荣记
提起我们花桥荣记，那块招牌是响当当的。当然，我是指从前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我们爷爷开的那家米粉店。黄天荣的米粉，桂林城里，谁人不知？哪个不晓？爷爷是靠卖马肉米粉起家的，两个小钱一碟，一天总要卖百把碟，晚来一点，还吃不着呢。我还记得奶奶用红绒线将那些小铜板一串串穿起来，笑得嘴巴都合不拢，指着我说：妹仔，你日后的嫁妆不必愁了。连桂林城里那些大公馆请客，也常来订我们的米粉。我跟了奶奶去送货，大公馆那些阔太太看见我长得俏，说话知趣，一把把的赏钱塞到我袋子里，管我叫“米粉丫头”。
我自己开的这家花桥荣记可没有那些风光了。我是做梦也没想到，跑到台北又开起饭馆来。我先生并不是生意人，他在大陆上是行伍出身的，我还做过几年营长太太呢。哪晓得苏北那一仗，把我先生打得下落不明，慌慌张张我们眷属便撤到了台湾。头几年，我还四处打听，后来夜里常常梦见我先生，总是一身血淋淋的，我就知道，他已经先走了。我一个女人家，流落在台北，总得有点打算，七拼八凑，终究在长春路底开起了这家小食店来。老板娘一当，便当了十来年，长春路这一带的住户，我闭起眼睛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来了。
来我们店里吃饭的，多半是些寅吃卯粮的小公务员——市政府的职员喽、学校里的教书先生喽、区公所的办事员喽——个个的荷包都是干瘪瘪的，点来点去，不过是些家常菜，想多榨他们几滴油水，竟比老牛推磨还要吃力。不过这些年来，也全靠这批穷顾客的帮衬，才把这爿店面撑了起来。
顾客里，许多却是我们广西同乡，为着要吃点家乡味，才常年来我们这里光顾，尤其是在我们店里包饭的，都是清一色的广西佬。大家聊起来，总难免攀得上三五门子亲戚。这批老光杆子，在我这里包饭，有的一包三年五载，有的竟至七年八年，吃到最后一口饭为止。像那个李老头，从前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人都叫他“李半城”，说是城里的房子，他占了一半。儿子在台中开杂货铺，把老头子一个人甩在台北，半年汇一张支票来。他在我们店里包了八年饭，砸破了我两打饭碗，因为他的手扯鸡爪风，捧起碗来便打颤。老家伙爱唱《天雷报》，一唱便是一把鼻涕，两行眼泪。那晚他一个人点了一桌子菜，吃得精光，说是他七十大寿，哪晓得第二天便上了吊。我们都跑去看，就在我们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