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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
从诏书上，我似乎能看到，对权贵愤慨之极的王莽，俯视着在水深火热里呻吟转侧的贫民时怜悯而冷峻的神情。
当然，中国向来是官样文章最多、技巧最妙的国家，往往越是写得声泪俱下越是不关痛痒。然而王莽这道诏书应该是可以表达他的真实心情的。
因为一坐稳身子，王莽便迫不及待地向苦海众生伸出了手：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
“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
“五均六管”，对工商业进行统筹统治，平衡物价，实行盐、酒、铁器官卖，把铸钱收归国营，限制豪商大贾敲骨吸髓；
……
一条条森严的诏令，分明能使后人体会到，王莽想扫尽天下不平的坚定决心。
近年来在西方，很多学者对王莽充满了好奇。他们惊异地发现，在那个连耶稣都刚开始传教的“洪荒之古代，竟有如此‘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他们甚至恭维王莽是个理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革命家。（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确实，读着这些改制的诏令，有时我真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觉：这些诏令真的是两千年前出台的吗？这简直就是上世纪革命家们宣传的施政纲领啊！恍惚里总有个荒谬的想法，王莽，会不会是像前些日子流行过的那种小说写的，我们身边的人穿越时空回到遥远过去的呢？
但事实就是事实，每个稍通历史的人都知道，王莽在那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哭天大典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失败的命运。
他的改制彻底失败了，而且败得比他自己想象的还快，还惨。
改制——社会改革——其实就是一个重新分配权利的过程。
社会主义者可以不承认“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但无法抹煞每个个体的能力差异。最初的起跑线定得再整齐再公平，不用多久，赛场上的人们就不得不拉开距离。跑在前面的能抢先得到给养，获得给养的跑得越快。于是，跑得越久，距离一定拉得越大。
每个王朝顺利传承了几代后，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有力者都会慢慢发展纠结起来，像一株株树，先是各自渐渐长大，粗壮，树冠一圈圈扩大，树根在底下暗暗蜿蜒伸展……再后来就是树荫渐渐靠拢，渐渐联结，树根彼此交缠，彼此串连，如虬蛇一般见缝就钻，牢牢攫持着大地。在上，占尽阳光；在下，吸竭水分。敲此树而彼树震动，摘树叶则树根暴耸。
即使只是删枝疏叶的改革，也是权术和力量的殊死较量，它的艰难性使得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改革家都头破血流身败名裂。而那时，改革家毕生为之争取权利的可怜人们，往往要么冰冷麻木地看着改革的失败，要么疯狂地扑了上来撕扯着失败者的血肉——所有人都把他们痛苦的根源推到改革家头上了。确实，失败的改革，所有的恶果绝对都是得由最底层的黎民承担了去；有力者有的是转嫁损失的手段，他们甚至能利用改革再狠狠捞上一把。
春秋时，郑国子产改革。第一年，百姓编歌诅咒他：“没收我的衣，编量我的田，谁去杀子产，我愿跟他干！”子产不理会，还是强制推行。到了第三年，百姓又编了歌：“我有子弟，子产教诲；我有田地，子产栽培；子产死了，谁能继位？”能臣如子产如果在三年间不能让百姓收到改革带来的好处，一定也落个人人恨不能食肉寝皮遗臭万年的下场。
相比王莽后来狂热的惊人举措，区区郑国的改革只能说不过是小打小闹。
几千年来，英雄豪杰明君贤臣数不胜数，可有几人真正大刀阔斧改革成功呢？王莽有这个能力吗？
王莽从没担忧这么多，他很有自信。
他坚信他的理想很快就能在这副从西汉王朝手里接过的烂摊子上实现。
他满怀热忱地在雪片般飞舞的诏书上构筑着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梦——他的御殿几乎天天灯火通宵。
他真的把儒家美妙的描述、迂阔的设想当成了真理，真以为自己是再世周公了。他不是靠儒家那套修身治国的教诲一步步走上了人间顶点吗？儒家理论的效益，不是在自己身上体现得很充分了吗？
往前再走一步，把典籍中神圣的规划套在自己的国土之上，不是很快就能天下大同了吗？
不是各地纷纷报来，祥瑞频频现世——这不是老天对我的赞许吗？
臣民们，再忍耐一会，很快就是天堂般的“大同世界”了。
他计划中的改制是应该像他的谋位一样顺利、容易的。
他的方案甚至没有规定稍为具体的细节，他认为自己的做法一定能得到万民的衷心拥戴，所以几条圣旨就已经足够有效了，甚至几个字就行了——
就像把匈奴改名为“降奴”，就应该可以使匈奴降服那样。
他以为只要自己制订好了合乎儒典古礼的政策，臣民们就会感激涕零，就会积极细致地去自行兑现。
就像班固讥讽他时说的：“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
全不知每一条令下，只有执行的官员们才会暗自欣喜：从此又有一条阔大空洞的政令可供肆意歪曲，从而又增加了一条生财争位之路。
什么王田、五均、六管，统统不过是可以翻来覆去把弄的绳索利刃罢了。
更致命的是，王莽引以自豪的儒学功底看来还是实在太浅薄了些。那些对照着古书殚智竭虑制定出来的政策，怎么总是觉得不太顺手、不太适用呢？他不得不一次次修正，一次次调整，一次次退让，一次次废除自己的政策。
有时王莽也觉得古书不太顶用，说得实在太不明白了：怎么圣人连我新朝的币制到底该怎么算，铜钱到底该什么样都不说个明白呢？只好自己摸索着变来变去了。到了后来，连上古的龟甲贝壳都上了阵。至于百姓们在朝令夕改满天飞的政策下的混乱痛苦，一时也顾不上了。
是啊，哪里还顾得上百姓呢？连大臣都搞不明白朝廷变来变去的政令到底想说些什么。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官名现在该叫什么、籍贯该称何郡何县都弄不清楚了——
还好有人想出了个办法：每次下文，在莫名其妙的新官职新称号后面，通通用小字注明原称。
疮痍满目的天下，原有的伤口丝毫未愈，又遭受了王莽热情的狠狠蹂躏。
他最后也没有理解，自己视为圭臬的儒学，如果说真有什么作用，也不过在于守成，而决不是改革。
再说他也从不认为自己是在改革，他觉得自己的改制，不过是为了恢复《周礼》中说的上古太平盛世罢了。
他的改制不仅使贫者仍旧“无以自存”，连原先的富者也“不得自保”了。他的新王朝，实在还不如一个庸庸碌碌的凡君守得长些。
王莽也就成了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兼开国之君与亡国之主为一人的奇怪的悲剧人物。
终于，各地都报来说出现了“盗贼”、“亡命”。王莽开始还抱着幻想，遣使安抚。使者回来复命，说各处盗贼一次次散了又聚，是因为法令实在太繁琐苛刻，庶民不知所措；做牛做马一年苦干，到头还不够交贡税的；关起门忍饥捱饿过日子，又不知什么时候就有大祸从天而降——不是有法令，奸民私铸铜钱，邻里也得连坐吗？加之那些奸吏变着法子用政律搜刮钱财——如此，不反待何？
这本是实情，可王莽到了此时还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还不肯相信就是自己逼着善良的百姓造反，他闻言勃然大怒，立时撤了使者的职。于是之后的使者复命时，只好说那些都是自作孽不可活的刁民，只管派军镇压便是，咱新朝国运昌盛，区区毛贼支撑不了多久。王莽这才大悦，一声令下，聪明的使者便升了职。
可王莽还有能力扑灭这遍布整个新王朝的大火吗？
王莽毕竟是王莽，他有自己的一套妙法。他见盗贼越来越多，便令太史推算了三万六千年的历纪，准备六年改一次元，颁告天下新朝起码有这么久的国运。还下书自称他将会如当年轩辕黄帝一样成仙升天——他打算用这种鬼话诳耀百姓，以求销解各地起义者。
我猜想当年班固修《汉书》，写到此节时也许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