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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文书上，大清帝国，竟然弯下了僵硬的腰，笨拙地与昔日不屑一顾的“外夷”平起平坐了！
更令人不敢相信的是，文书的内容竟然是小小的蛮夷气势汹汹地责令统领万国的天朝赔款、割地、开放口岸通商！
六十岁的道光额头青筋隐隐突起，两手微微颤抖，猛地站起身。
他很想大发雷霆，想把这份狂妄的文书撕个粉碎，想把签署这份文书的窝囊大臣抓来砍头，想号令全国，集中大清所有的能量去海边显示天威——
但文书上字里行间浓浓的硝烟味使得他颓然坐下，道光无力地闭上了眼。他感到了一种从没有过的虚弱。几年焦头烂额的战争，早就弄得他疲惫不堪了。
他现在只想大哭一场，他觉得很委屈：这么些年兢兢业业节衣缩食，殚精竭虑，居然连个打上门来的小小英夷都治不了，还落了这么个从列祖列宗起从未有过的屈辱文书——后人称之为《南京条约》的《江宁条约》！
他突然记起了林则徐，当年自己怎么就昏了头，派他去和那些狡猾的蛮夷打交道呢？这个林则徐也当真可恶，平日里看起来稳重精干，怎么一到广州就搞得如此不可收拾了呢？莽撞毛躁，轻开边衅，今天这个局面姓林的逃不了干系！说难听点，就是祸首！
道光狠狠咬着牙，想起前几日有人为林上奏求情，说他在发配路上治河有功，希望能折罪启用。道光冷笑几声，命人再下一道旨令：
“林则徐于合龙后，着仍往伊犁！”
无处出气的道光把火撒在了昔日寄予厚望的林则徐身上（当然，一个林则徐远远不够承担天子的震怒，紧急时刻一个接一个满天飞的钦差，几乎谁也逃不了严厉的惩罚），只是后人无从知道，当看到条约的那一刻，道光有没有想起一个人，一个三年前就已经死去的、声名狼藉的人。
许乃济，一个小小的四品太常寺卿，用区区几千字，引发了帝国两年多的论战，更是由此在历史长河中刻下了自己那被大多数人鄙夷的名字。
相比历代前任，道光实在运气不好。执行守业安民的本职原就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了，还得额外对付一个陌生的对手——鸦片。这个猥猥琐琐地在天朝指缝间苟活多年的魔鬼，终于从一株不起眼的柔弱小花孳生成了遍地丑陋粗壮的藤蔓，无孔不入蜿蜒攀附，牢牢盘踞在中华大地上，狠狠攫噬着炎黄子孙的精血脂膏。
肮脏的黑烟随着海浪一波波蔓延，终于到达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严严实实地笼罩了整个帝国；国库中的白银如洪流决堤一般喷涌而出，失血过多的朝廷开始头晕目眩；当富庶的天朝变得随处可见衣裳褴褛面黄肌瘦的烟鬼，甚至国家军队中也充斥着数不胜数的枯槁憔悴、弱不禁风的双枪将……
天朝之主道光，自然是每晚辗转反侧满身冷汗了。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子大臣，更是心急如焚地寻找着拯救天朝于滚滚黑烟中的济世良方。
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苦思多年的许乃济，终于呈上了那封著名的奏折：《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
奏折里，许乃济指出朝廷的严厉禁烟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反而“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为了抵抗鸦片外来，防止白银外流，唯一的解决措施是弛禁——解除鸦片贸易的禁令，准予进口，按药材纳税，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他提出了具体建议：一，鸦片交易只准以货易货，不准用银购买；二，吸食鸦片者只限于没有公职的“游惰”之辈，官员士子兵丁仍旧严禁；三，准许内地民人种植罂粟。
许乃济认为，如依此实行，则“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且可使“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
可以想象，被鸦片困扰得焦虑不安的道光见了这份奏折时应该是眼前一亮的——他当即朱批：“所奏甚是！”同时马上把这个奏折转到了鸦片走私的第一线：广东。他想听听与那种魔土打了多年交道的大臣们的意见。
据说当时的广东大员对许奏是十分欢迎的，但没等他们的附议传回北京，许乃济已经是四面楚歌狼狈不堪了。
许奏一出，天下正直之士怒发冲冠拍案而起。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兵科给事中许球，及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玉麟为代表，向许乃济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你说以货易货，而我大清并无如此之多的茶叶生丝易换源源不绝的鸦片，最终还不是得用白银吗？
你主张禁止白银出口，如能做到，为什么不干脆堵截鸦片入口？
你既然不禁鸦片售卖，则不能禁人吸食；说是只禁官兵，你难道不知官兵皆从平民中来吗？
最重要的，明知鸦片为毒人之物，却听其流行，堂堂天朝，哪来如此政体？你这不过是为了白银嘛，咱华夏天朝，亿万斯年，何时只重银子不顾黎民？
总之：“鸦片流毒，妨财害小，残民害大。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民贫尚可变，民弱不可救药！”
最后，这些慷慨激昂的卫道士昂首挺胸，从根本上驳斥了许乃济的观点：什么禁烟愈严流弊愈大，纯属胡说！——你说越禁贿赂越多，越禁官场越坏，越禁鸦片越烈，不过是纲纪问题罢了。我们就不信了：泱泱天朝，难道就选不出几个清廉得力的干吏，就治不了这点点鸦片？！——你许乃济居心何在？是不是与奸商勾结了，准备大发一笔鸦片财？
酣畅淋漓的奏折把可怜的许乃济围攻得体无完肤。开始还心存侥幸的道光也是暗暗地出了身汗——他再穷，再想银子，也不能不考虑弛禁背后的道德问题——这就是当时他没有乾纲独断，而是把折子交大臣议论的原因吧。
对以儒家仁义忠孝为纲常基础的中华历代王朝，只要一举起道德的旗号，与之对立的任何言论都立即变得苍白可笑，甚至险恶卑鄙。风向立即180度旋转，满朝满天下展开了对许氏观点的批判，连赞成过许乃济提议的广东方面也回过身来，委婉地更正：“再努力严禁三年，到时再没效果，考虑其他方法也为时不晚。”
接下来的两年多，严禁论越喊越响，调子越唱越高，很多人甚至捶胸顿足歇斯底里地呐喊：谁再吸烟，抓了就杀！邻里监督不严，也得连坐！
好了，不用尝试别的路了。道光悄悄叹了口气，他很清楚自己和自己的天朝能做的只有什么了。他揉着太阳穴，一遍遍地翻着臣工名录和他们的奏折。终于——就是他了——道光用手指轻轻地点着一个名字：
“传旨，速召湖广总督林则徐进京！”
当然，他没忘了给义愤填膺的天下人一个公道：议论荒唐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同时责令致仕——回家躲着反省去吧！
第二年，1839年，许乃济在惶恐中去世。
大清帝国的历史沿着君臣共同选择的轨道前进。
1839年1月8日清晨，北京安定门缓缓开启，鼓乐声里，众多官员、亲友目送着一乘八人抬的大轿，在寒风中启程南下。目的地是那诡异而遥远的广州。
轿夫们应该不很费力，身材不高的林大人实在不能算是很重的负担。但假如他们能感受钦差大臣此刻的心情，将会立即觉得这乘轿子变得如泰山般的沉重。
轿子里，林则徐满脸的凝重：他知道，自己的肩头，担负着整个民族的命运。
一路上，他不时喃喃吟诵着春秋时郑子产的两句话：“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谁也不愿意接受，但这是事实。从林则徐开始的努力，换得的却是一份血淋淋冷冰冰的《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仅仅只是开始。之后应接不暇的耻辱，也许使道光和他的子孙早把许乃济给抛在脑后了。
而几十年后，第一批外交家，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痛定思痛，回头再看这段公案，却不禁感慨地叹息：“当年若能用许乃济言，我大清也许不至于此……”
凭良心说，许乃济上那份奏折，需要比朱樽、许球、袁玉麟大得多的勇气。他也是多年从官场里熬上来的，深知这份有些离经叛道的折子将给他带来什么。一个完全可以悠游事外的闲臣，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上这么一份折子，应该只有一个解释：他的责任心、他看到的事实逼着他这么做。
他看到的现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