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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吏治，历代都是极艰难的事。刘瑾的整顿相对历史上其他能臣，却也有其独到之处：他有一般外臣不敢施行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手段，客观上对畏恶不畏善、长于敷衍的奸猾之徒是极有效的鞭策。清丈时，居然有官员畏惧刘瑾的严厉，自劾其父。当然效果也很可观：仅正德三年（1508年），山东巡抚周熊一次就清出隐没田地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余顷。
对此，史家自有看法，说这不过是如武则天时的《罗织经》一样，只是刘瑾打击反对派的一种手段，再说动机很明显，完全是太监贪财的本性——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残害忠良！
尽管历次整顿都没有回避刘瑾的亲信——连已经做到兵部尚书的刘宇，都因其前任大同巡抚时耗费过多惴惴不安，上疏请求“少垂优礼，将远年巡抚任内事听与开释。”但大家还是异口同声：奸宦的手段罢了！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与一般宦官通常牢牢抱成一团相反，刘瑾的紧箍儿竟然套到了自己同类身上。他当权期间，禁止宦官干政，限制太监势力，还搞了个内厂，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监视其他太监主管的东厂、西厂。法令严得连同党都叫苦连天，背地里称其为可怕的洪武皇帝再世——“小太祖”。
史家的解释是：还不是为了专权？——你内厂难道就是善男信女？
整顿的内容应该远远不止这几项，刘瑾倒台后，廷臣奏请恢复在刘瑾手里调整变动的法令有：“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几乎涵盖了政务的所有方面。据说包括整顿了历来最头痛的盐政、甚至还降低过赋税、也逼过寡妇改嫁、穷人火化。
仅仅为了打击对手，似乎是不必要把摊子搞得这么大的。
但后人很少对整顿的内容感兴趣，反正一切都不重要。
还是那句话，凡是在这场整顿中受了苦的，无论是不是贪污的、受贿的、霸占田地的，只要是刘瑾的对头，都是忠良！
拂去史书上厚厚的灰，站在鸿沟中央冷眼看去，刘瑾正是死在了这几项整顿上。这场整顿，正如他自己说，使得天下所有的怨恨都集中在了他一人身上。
清丈、查盘，从人家嘴里生生抠回肥肉，能怨人恨你入骨吗？宁夏之变，安化王朱寘鐇以诛瑾为名振臂一呼，被刘瑾抢了家当的武臣纷纷响应造反，杀机来自边陲；征伐回师途中，大臣杨一清见时机已到，几句话说动监军太监张永，杀机来自外廷；早已被刘瑾压制得浑身不自在的张永回宫后，和同党一番精心布置，杀机来自身边……
终于，一切具备，众人合力磨快了刀，把个刀柄递到了酩酊的武宗面前。
“他刘瑾想要什么？”醉眼矇眬。
“要天下呢。”
“那就给他好了！”舌头还打着结。
“那该怎么安置皇上您呢？”
酒立时醒来，一身冷汗的武宗不能不震怒了。很快，武宗眼前出现了刘瑾家抄出的违禁物品、扇子内的锋利匕首等一干物证，他咆哮着一拍龙案，干脆利落地结束了一个时代。
天下人终于迎来了这场等了很久的、皆大欢喜的凌迟！
尽管谁也不能否认正德年间的大明王朝是多么需要一场深刻的整顿，但我无法替刘瑾翻案。不仅是现存的资料都是鸿沟这边的士大夫留下的，很难找到有力的证据说明这次整顿为大明帝国带来了多大的益处；而是我相信，不管刘瑾出于什么目的实行了这场整顿，第一天就注定了失败。
几千年来，治理我们的国家，靠的都是两种手段，道德和刑罚，缺一不可。尽管每个王朝立国宗旨不同，在二者间有偏倚，但儒家看来，道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刑罚。以德治国，首要的条件就是执政者自身做好表率，圣人在《大学》里说得明明白白，要治国平天下，先得修身齐家：“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不知刘瑾是否看到过这几句话，假如见过，当时他的心情是什么呢？身，还能算是完整的身吗？家呢？自小净了身，连姓也是跟前辈太监的，还有家吗？死后连祖坟也进不了啊。尽管太监大多没读多少书，但那几句话是谁都听过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刘瑾打了个寒战，他强迫自己不去想——可事实上，无论哪个宦官都将一生纠缠其中。
身、家，作为一个普通人最基本最起码的道德载体，却是宦官永远的缺憾。
既然不可能做成万民的表率，那么以道德自命的外臣就永远不会真正敬服自己，如此只好用刑罚的手段了。像溺水的人抓住唯一的浮板，得志的太监死死攥着这根沉重的大棒，高高举了起来——打到尔等仰视我辈、乖乖听话为止！
都说太监毒、太监狠，不错，太监下手的确是残酷无比。既然被道德拒之门外，那么道德对人的约束也就不会在他们身上发挥作用，他们真正是肆无忌惮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太监都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人，一有机会，当然要疯狂报复：凭什么你们三妻六妾儿孙满堂？扒下裤子，打！凭什么你们觉得自己清高伟岸而把咱家当奴才？打！
凭什么你们称公，我们就得叫公公呢？——打！
刘瑾有两个发明，一是创造了一百五十斤重的大枷；二是训练了一支神奇的杖刑队伍，可以将板子使得出神入化，据说用衣服包了青砖做试验，可以打得青砖粉碎衣服却丝毫不破。
看着大枷下的人气息奄奄、看着板子下去血肉横飞，太监绝不会有半点的怜悯，甚至还可能有这种念头：如果老天能使我重新当个堂堂正正完整的人，我宁愿天天受枷受杖！一时间，太监跋扈的脸上不自觉对着血肉模糊的犯人生出了嫉妒之心。于是转眼又一种恶毒从心底升起：这点折磨算得了什么？当初咱家净身时，那百来天的苦楚，尔等可曾体会？钻心的痛、拉撒满床，还得提心吊胆，生怕过不了这鬼门关——谁不知道伤口是多么容易感染，十个中总有两三个就此了账？再想到平日里这些鸟官总是趾高气扬视我辈如无物，于是又一叠声声嘶力竭的尖叫：“打！给我狠狠地打！往死里打！”
离开了道德的协调疏导，光靠重枷大板来治理天下，成果如何，谁都可以预料——尽管一时间大明王朝的政治机构在刘瑾的威压下似乎运转得特别快。
刘瑾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不得不用一些卑鄙无能的小人来进行他的事业，毕竟天下事不是仅仅依靠太监自己就能控制的。
凭良心说，刘瑾算是比较重才的。不仅体现在对康海之流文人的敬慕上，他尽量把手里的人用得合理，不是由着性子乱来。死党焦芳想让儿子中状元，遭李东阳抵制，找刘瑾诉苦，刘瑾答：“你儿昨天在我家写了首诗甚是拙劣，你还能恨李东阳？”另一个死党刘宇，花万金入了内阁，但他要真正入阁办事时，刘瑾拦住了：“你还真想当宰相？”言下之意你小子没那本事。对有才干的人他尽量拉拢，如韩福，做知县时就有政绩，后来因事下狱，刘瑾得知，立即赦免，拜户部侍郎。
在历史上，明朝是外臣士大夫拜倒在宦官脚下最多的一代。可能是历史发展到那时，太多为善不报为恶善终的教训使得人们都聪明现实了起来，尽管心里对阉人的鄙夷不会改变，却无论如何先得到眼前利益再说；还可能是明朝体制在太祖的精心规划下，所有权力牢牢地集中在了皇宫之内，反抗宦官缺少如唐朝时地方藩镇那样有力的支持；还可能是入仕途径只剩下了科举，不同于汉时，仅仅凭着不畏强暴的好名声就可能被人推举去当官，旗帜鲜明地和宦官作对更是迅速出名的终南捷径……
问题是，有多少正人君子，多少真正有才干的人敢跃过那道鸿沟呢——跃过这道鸿沟的，大多是在那边混不下去了豁出去到这边搏一搏富贵的下流货色。
鸿沟就像一道精钢滤网，把所有铁骨铮铮的真豪杰真好汉统统留在了那边。而他们，自古就是天下人心目中正义的代表、真理的化身……
就算有几个如张居正之类不世出、不为世俗所拘的伟才能坦然来往两岸，可那种角色岂能为旁人驾驭？那时，台上的主角还能是不伦不类的太监吗？——一番心机，还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