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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偏偏遇到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应该像他这样的人遇上才对啊。秦雪雷长出一口气，心里十分挂念他们。
秦雪雷回到饭馆。黄大全并没有抱怨他无故失踪，因为三个妈祖街的小混混已经喝光了二十多瓶啤酒还不走，又点了两盘毛豆。黄大全探头探脑地从柜台后面张望着吆五喝六的小混混，想打烊又不敢。秦雪雷端两盘毛豆送过去，一个光着脊梁脱了鞋、盘腿坐在椅子上的混混指着秦雪雷喝骂：“去你妈的！你小子哭丧个脸子给谁送终呀？换个人上菜！”黄大全慌忙跑过来拽走秦雪雷，吩咐一个湖南小妹上去伺候。黄大全把柜台上的计算器翻来覆去按着，嘴里嘀咕道：“已经一百五十六块钱了！还点东西呢！已经一百五十六了！”
一个长头发混混拉住湖南小妹的手，涎皮赖脸地嚷嚷：“妹妹好看！”小姑娘吓得往后直躲。光脊梁的那个趁机伸手在小姑娘的屁股上捏了一把，小姑娘惊叫一声跳起来，三个混混哈哈大笑。黄大全抢上前劝阻，被一耳光揍得口鼻流血，晕头转向。长头发从地上抄起个空酒瓶就要往黄大全脑袋上招呼。秦雪雷一椅子把长头发撂倒在地，再一椅子把光脊梁撞出大门。剩下的那个疤瘌眼喝多了站不起身，一个劲朝桌子底下出溜。秦雪雷薅住疤瘌眼的脖领子拎出门去，兜屁股一脚将疤瘌眼蹬趴在下水道上。秦雪雷站在门口，双手叉腰，心情舒畅得了不得。光脊梁和疤瘌眼挣扎着爬起身，进屋架起长头发，狼狈逃窜。秦雪雷摩拳擦掌回到店里。黄大全眼睛瞪得像鸡蛋，湖南小妹眼睛瞪得像鸽子蛋，黄大全的老婆眼睛瞪得像鹌鹑蛋。半天，黄大全抹干净鼻血，倒两杯茶，自己喝一杯，给秦雪雷一杯。秦雪雷喝了茶，黄大全说：“你跟我到后面来。”
两个人到后院秦雪雷住的小屋。小屋里一大半空间堆着杂物，墙角支着秦雪雷睡的床板。
黄大全说：“这地方你待不住了。快走。”
秦雪雷说：“怕啥？他们是流氓。再来闹事咱们就叫警察。”
黄大全把铜铃似的眼睛一下子戳到秦雪雷的鼻子跟前。“警察？警察是你哥？警察是你爸？笨死你个犟驴！快走！”
秦雪雷不动弹。黄大全汗都出来了，把秦雪雷又推又搡。湖南小妹冲进后院，尖声大叫：“不得了了！一大堆人拿着家伙来了！我在街口望见的！”
黄大全拖秦雪雷到墙根底下。“大门出不去了，你翻墙走。包袱不要了，留在我这里。快！”
秦雪雷骑在墙头上，黄大全和湖南小妹的两张脸在黑暗里面目全非。黄大全跑过来把一件东西塞进秦雪雷的鞋帮，举起秦雪雷的腿往墙外面掀。秦雪雷翻身一跳，从墙头上消失了。
第六章
梅之木：
我竟然没被那块砖头砸成植物人，真够幸运的。那天晚上我还来不及反应就晕过去了，给了你一个英雄救美的好机会。我知道是你。当我第二天收到那束无名的百合花，我就知道是你。你偷偷跟踪我，最后还是不能保护我，你这个警察可真差劲。我劝你赶快辞职。你见过我，而我见不到你，我讨厌这种不公平。你难道非要做个藏头露尾的男子汉？
开办一个煤矿必须有三个证，矿产证、土地证和经营证。三个证件缺一个就是非法开采的小煤窑。峪田离梅港五十公里，那里有一个大得你无法想象的“小煤窑”，北煤南运给它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让它成长为一头吞噬生命的怪物。你我都知道南方缺煤，非法开采，利润惊人。
峪田煤矿是峪田县城关镇办的乡镇企业，确切地说是城关镇朱镇长办的家族企业。煤窑里有一百多名矿工，他们其实不是矿工，而是毫无采掘经验、被廉价买来卖命的奴隶。他们每天在黑暗狭窄的矿坑里爬行十多个小时，一个月领取两千块的卖命钱。安全这个概念在那里根本不存在，平均每个月有四名矿工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故丧命或者受伤。在他们签订的契约里，死亡抚恤金三千块，工伤赔偿费五百块，致残可以拿到两千块。你有没有读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你能否相信这样的契约居然能够成为社会赋予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一些人发财的权利与另一些人卖命的义务！这个小煤窑单月产煤量五千吨，年产量五万吨，年收入六百多万人民币。它有自己的汽车运输队，将染满鲜血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往梅港数不清的锅炉。
作为一名女记者，我无法了解到如此具体的情况。我甚至连小煤窑的位置都搞不清楚。你应该知道什么叫“地方保护主义”。我有我的办法。我去梅港劳务市场找了一个民工，付他一个月两千块的工资，把他推向了那个死亡陷阱。不过三个月后他活着回来了。他说他头一个月就想回来，可契约上规定至少要干三个月。你觉得我卑鄙吗？我在用卑鄙对付疯狂，对付那种因为金钱的驱使而泯灭人性的疯狂。
我完成了一篇报道，一篇挺有分量挺轰动的报告。省煤炭厅派人去峪田调查，查封了那个小煤窑。我接到两封恐吓信，字写得乱七八糟，阐明的问题却清晰无比——我这个长舌妇要为自己的长舌头付出代价。我把信撕碎扔进字纸篓，谁也没告诉。我并不害怕，这是我必须担负的责任。我原以为飞来的会是刀子或者硝镪水之类的东西，没想到就是一块破砖头。难道他们的报复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都不能满足我的虚荣心？不。表面上已经停止运营的小煤窑依旧在暗地里悄无声息地制造黑金，制造死亡。我感觉到它在五十公里以外嘲笑我。这嘲笑我无法拒绝，更无法反击。
秋天来了，医院里有松树和桂花。我散步的时候看见许多病人。我也是其中之一，被砖头拍成的轻微脑震荡病人。老实告诉你，从我雇佣那个民工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是个病人了。我把一个人推向危险是因为我想揭露黑暗，伸张正义，拯救生命。多么可笑的借口，多么荒唐的理由。我躺在病床上不停地问自己，究竟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我无法回答。问题不在于我无法回答，而在于我知道答案却无法回答。我无力正视自己的懦弱与卑鄙。
出院回到报社，我坦然接受了意料之中的幸灾乐祸，同时被意料之外的怜悯所折磨。我有一个四十二岁的女同事，她是我们编辑部的主任记者。多年来她一直关心我的发型，我用的香水，我衣服的款式以及都是些什么人开着什么样的车子请我去什么地方吃饭。如果可能，她还想知道我吃了哪些东西。这一次她只想了解脑震荡会不会留下偏头疼的后遗症。她拨开头发观察我脑袋上拆了线的伤口，我的头皮感受到她灼热目光的爱抚。我对她说，恨我的人还没恨到朝我脸上泼硝镪水。我只能这样说。既然不能主动地增加敌人的痛苦，只好被动地减少敌人的快乐。也许我把她想的太坏了。
好多同事安慰我，他们的安慰是真心的。主编叫我去他办公室单独谈话，老头子嘘寒问暖之后大发牢骚，满腔义愤地针砭时弊。期间曾数次摘下眼睛按摩发红的眼眶，对我的不幸遭遇痛惜不已。门口看自行车的老太太也对我肃然起敬，我怀疑她错把我当成了包公的后代。其实我不黑。你见过我，我不是自我吹嘘吧？我真的不黑。我恨不能把脸抹黑了好去冒充一下。
怜悯让我好难受。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受伤的大熊猫，得到怜悯是因为我属于濒临灭绝的物种。我又觉得自己像受伤的小猫小狗，抗拒不了暴力的蹂躏，用伤口换取恩主的眼泪。不管怎么说，怜悯都让我同动物越来越相似，渐渐把我推向非人类。我厌恶怜悯。如同许多人挤进病房去看一个饱受病魔摧残的病人，他们离去后，病人的信心早已被践踏得归于尘土，勇气早已被摧毁得荡然无存。怜悯这种感情永远是建立在某个人的痛苦上的，我碰巧做了一回“某个人”。这怜悯也是我无法拒绝与无法反击的。
我这些天所能做的就是想念你。我在完全失去知觉前听见身后有人大吼一声，大吼的那个人是不是你？想不到被人跟踪的感觉竟然如此美妙。你快点来跟踪我吧！你一共送了我五次百合花。我找了五个水瓶把它们插好，摆在病房里，同室的病人都说漂亮。我最喜欢百合淡淡的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