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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抖着声音对刚进厨房的汉堡包先生说：我对她叫、对她吼、对她凶，都没有用，什么都没有用。她根本就不怕我。我没有威信，而她知道这一点。大卫，帮帮我吧。
她对她丈夫使了个眼色，叫他给我点颜色看看。这是我最讨厌妈妈的时刻之一——就是她向别人抱怨我。这给大卫一种错觉，感觉自己要行使一下继父的权力。她丈夫大喝一声：海伦，你给我站祝在这个家里，你不可以用这种语气对这个女人说话，因为她是我太太。
我一时有点被唬住，不过还好立刻就镇静了：我一看到你的这个鼻子就知道你是犹太人。这是我从一本小说里刚看到的，纳粹杀人时说的一句话。
妈妈也发现自己大大地失策，她不应该借她丈夫来压我。我连她都不怕，我还怕她丈夫吗？这酿就了我对妈妈进一步的怨恨。
大卫松了松领带，像探出壳的乌龟那样前后左右晃荡一圈，大跨步过来将我堵在楼梯口：小姑娘，你到底有什么问题？
你就是我的问题。我比他更凶，你管我干什么？你凭什么管我？你又不是我爸爸，永远都不是。这几句话我已经讲得相当流利了，尤其“永远都不是”这句我“ｎｅｖｅｒｅｖｅｒ，ｅｖｅｒｎｅｖｅｒ”叫得像饶口令，很有韵律。
哟谢谢。麻烦你以后多多提醒我这一点，好让我知道自己多么幸运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儿。他突然声音一粗，却十分慢条斯理地说。这样一来，它的台词味才充分显现出来。这是大卫对我说的最重的话。
我冷冷地扫了他一眼，意思是狐狸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小姑娘，你给我听着，而且你给我听好了：你住在这个家里，你给我老实点。我是一家之主，哦，相信我，这一点我是清楚的——因为我是付帐单的那一个。我是否可以在自己家中得到起码的尊重？他在我身上完全看不到一个拖油瓶的可怜兮兮，相反比他还像户主，好像全世界都欠了我的。有一次我听到他与他母亲通电话，提及我时，他说，她很不卑不亢。
我告诉你们，我才不想在这呆着。我是被绑架来美国的。我要回家，我要回上海。我一刻也不想再呆在你们家了。
蹩脚的英语却给了我直白的表达。她跟母语不同，我的母语已经可以作文了，我的英语才“呀呀”学语，先学名词，再学动词，拼凑出牵强的主谓句，却是直奔主题的，不拖泥带水。讲英语的时候，我觉得有不受谴责的豁免权，对这种语言及这种语言产生的后果。它让我觉得非常幼小无辜，于是有了由于弱势要求原谅的倚仗。所以常常会见到初学外语的人脸上的那种特有的体己的笑容。我就是那样的笑。有时候因为发错了音，表达了完全相反的意思而引起人们大笑时，我还觉得自己可爱。
他看出我对英语的仗势欺人，决定不再原谅，不再让我的倚势仗势奏效。就在那种专有的特别自我体贴的笑刚挂上脸时，他的脸先挂了个“我已经不吃这套了”的牌子。他叹口气：你看，我们为了你做了那么多事情，这些难道不值得你有一点的欣赏吗？
他是要我欣赏他如何在人道主义的感召下接纳别人的孩子。那种收容难民的崇高品格，美国的中产阶级最乐于表示。
我很不客气地挫败他的优越感：那都是你们欠我的。
他真切感觉一种歉疚，只是与我所指的有所差异。他像其他许多美国人一样，童年成长声中一片的——宝贝儿，你不应该把碗里的东西拿去喂狗，要知道，中国孩子连饭都吃不饱。现在面对一个来自贫穷国家的没有童年的苦娃，一个正派的美国中产阶级能不起歉疚恻隐之心吗？他觉得全人类都亏欠了这些孩子。中国像我这样的苦娃不计其数，他帮助一个算一个。他想。
妈妈看着我就像看着一个潜伏在家中的小奸细，无奈地说：你来美国也不是为了生活和学习，你就是为了把我们搞疯。
大卫冲我妈妈无奈地耸耸肩，表示他帮不上忙，最后他说：我想我们应该去家庭调解处寻求专业辅导。
这回轮到我和妈妈一起冲他喊：我不需要，她需要。我们的口吻是反谬论的，好像大卫刚才说的是“你有脖，我们得说“你才有病呢”予以反驳。
大卫说：对，你们都不需要。我需要。
英语虽然不好，可脏话全会了，而且是最污秽的那种，就是人类繁殖后代的行为。我把学会的骂人话在他们面前好好地实践了一通。妈妈好像在观看小丑表演，嘴角带着一丝嘲讽，眼里藏着一抹忧伤。而大卫就呻吟一句“噢上帝”，现在他知道这个孩子的童年结束在哪里了——就结束在这张嘴巴上。
做为孩子应该有一个唇线模糊的嘴巴：微微上翘，嘴角往里窝的那种。孩子吮吸奶水、牙牙学语、吞咽童话，需要那样一副嘴巴才匹配，才让大人安全与放心。出于理想，也出于梦想，大人需要孩子对自己对世界都有一股子天真的热忱。而这个十三岁的孩子唇线分明，牙尖嘴利，成年人的痕迹已经锁在她的嘴角间，成年的语言注在一个孩子的容器里。骂了一会儿，自己都觉得无趣，像弄堂里穿花短裤的无聊妇女，却是一个孩子的形骸：翘俏的鼻子，不均匀分布的五个雀斑，一双大大的毛茸茸的大象脚软毛拖鞋。
第七章 不能那样跑掉的是你，妈咪（2）
可是我已经没有台阶下了，我向他们庄严地举起中指。
大卫大叫：上帝啊，你是从哪里学来的？我相信在这个家庭里从来没有给你这样的教育。
在学校。
在学校？！
是的，在学校。他们每天都对我这样。
妈妈迫切地问：那你告诉老师了吗？
我就很生气地瞪着她，她又不是不知道我不会讲英语。
她明白了，可又说：那你为什么不对妈妈说呢？
我就更加生气地瞪着她，她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
她才知道我在美国远没有她以为的快乐和幸福。妈妈转为心疼：太过分了。
她详细地问了我事情发生的地点与时间，说：那以后我们这个时间不走这条路，省得再碰上这帮坏孩子。
大卫奇怪地问我妈妈：你为什么叫海伦不要走这条路？
咱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不不不，这就是你们中国人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吗？太忍让了，已经到了没有原则的地步。而这并不解决问题。我要给学校打电话，我需要和他们面谈。
大卫真的找到学校，学校当然害怕“种族歧视”的帽子，连忙找来那些学生和他们家长当面向我道歉，保证不再对我无理。果然第二天他们外交化地咧口冲我大笑，就是那种从小戴牙箍矫正出来一嘴好牙撑得唇很饱满的标准笑容。如果没有那么好的牙齿，这笑大概会真诚一些。现在不行了，笑容太外交化了，笑得大概还有点自制，他们彼此耸耸肩委屈而崇高地对望：忍忍吧，不忍怎么办？我们不忍，倒霉的还是他们这些有色人种。我在一片貌似友好、千篇一律的微笑中更加孤独。不过很快地我的牙齿上也戴上了一副闪亮的牙箍，不久我的笑容也变得美好了，大家不分彼此地微笑起来。
这些我的白人继父永远不知道，他大概还天真地以为平息了一场种族仇恨，因为他邀功般地对我说：你看看，对于那种污辱，那些孩子已经向你道歉了。那么对于你妈妈和我的污辱，你是不是也应该向我们道歉呢？
妈妈的肚子越来越大，家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我们就是在这种尴尬的气氛中迎来了我到美国的第一个光明节。妈妈从来不热衷于任何犹太节日，现在却到处招揽亲朋好友来家里过节。
妈妈刚从储藏室取出一只光明节用的九头烛台出来，见大卫与我都在，假装天真地手舞足蹈道：猜猜怎么回事？我准备在家里办一个光明节的派对。而且还很煽情地学美国人的口头禅，“棒极了”、“酷”乱叫一通。同时做着夸张而剧烈的脸部表情，等待着我们也这样手舞足蹈地与她前呼后应。
可惜她只看到她的女儿两眼大瞪看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