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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心甘情愿地盖上发配的金印的，免得再象在桃花潭似的，让别人以为我是“特务”。
我公开宣布，我不是方桂芝生的。我要脱离和这个家庭的一切关系……
无休止的，重得不能再重的劳动。回到宿舍，大家都没有话了。
算命成了我们这一群年轻人里最风行的消遣。不！不是消遣，简直是虔诚的祈祷。
小林刚坐到床上，还没有脱掉从水田里走回来的胶鞋，马上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副油腻腻的扑克，就在和扑克牌一样油腻腻的褥单上摆了起来。我不懂这玩意儿。只见他闭起双眼，战战兢兢的手从牌中抽一张据说是能卜吉凶的“主命牌”。只听他惊喜地叫了一声：“啊！红桃6。”
马上有几张脸凑了上去：
“嘻！六六大顺！”
“小林！你今年准能毕业！”
“还是红桃，毕业后该讨老婆了。”
于是，小林脸上自然而然地浮起一丝笑容，好象他确实已经六六大顺了。也难怪，他到这个大学己经整整六年，今年已经二十八岁了。
“好！真能毕业，我一定请客！”小林把那张“红桃6”捏在手里，刮着脸上的汗，好象真能刮掉点霉气似的。
“唉——！”那边有人长叹了一声。我一看，是小朱。他算命的办法简单得多了，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五分的硬币，闭起眼，朝上一抛，然后再用手捂在床上，带国徽的那面表示运气，反过来的一面，就算倒霉。这会儿准是倒霉。我走过去一看，果然，床上的硬币朝天的一面印着“伍分”。
小朱也是老学生，已有七年的学历。
我从两排上下铺双人床的夹道里穿过，那浑浊的空气已压缩到几乎爆炸的程度。
看过一喜一悲的两种算命，我这才想起，自己到男宿舍来，是找一个人的。他是今天才分配到农场的。因为我们这里除了挂大学的牌子外，同时还保留着农场的一部分农工。这里是杂七杂八的什么人都有了。
我并不认识那人，是留在家里的同学告诉我的，说他的名字叫赖文光。
回到女宿舍，一个精瘦的，样子油里油气的青年站在门口，别的女同学指指我：“就是她。”那人便连忙吐掉沾在嘴上的烟头，很亲热地伸出了手，还喊起我的小名：“芸芸吗？我就是赖文光。……”他看出我的惊愕，忙补充了一句，“你认识昔霁么？”
我点点头，上下打量着他。
赖文光眨眨眼：“我和昔霁是有交情的。都是难友……”
“难友？”
“对！都是蹲班房的……”
啊！原来他是刚释放的囚犯。因为程璞伯伯是“囚犯”，霁霁也是“囚犯”，现在我对“囚犯”这个名词并不反感……。对他那副油里油气的样子也原谅了。
赖文光很坦白：“不过我是真犯了罪的。当过小偷。现在，有时手还痒痒的。……你到市里公安局打听打听，讲二赖子，他们都知道……”
“二赖子？”我想起来了，程璞伯伯放出来之后，我去看他时，他讲了霁霁的许多情况，曾提到过二赖子这个人。我便问他：“你认识程璞伯伯？”
“噢，程磨子！”他竖起大拇指，“甩在地上当当响的一条好汉！他批评我，骂我，即使捅我一刀子，我也服帖。因为他是清官——老百姓都这样讲。牢里的牢头禁子都惧他三分。因为他清，就显出我浊得没出息了。至于那些贪官，去他球，跟老子差不离。有时我还觉得比他们强。干我这一行，跟电车，跑商场，提心吊胆，一天最多开十来扇‘气窗’……嘻，真叫本性难改，说溜了嘴锣！开气窗，就是扒人家口袋。有时扒着外地出差的小干部和走亲戚的乡巴佬，看人家寻死上吊哭天嚎地的，我心里还咯噔几下。可那些贪官，坐在家里，不用出门，自有大把大把钞票送到手里。大罗马，飞鸽牌，缝纫机，电视机，想啥有啥。他们红过一次脸吗？呸！”二赖子吐了一口痰，“这次出来后，我提了两瓶沪州头曲到劳动局走了一趟，无非想图个好一点的差使。程磨子知道了，把我骂了一顿：‘你这叫改恶从善了？！吹！没出息！过去你当小偷，现在是在喂大偷。’我一听，从皮里臊到皮外。他娘的，骂得痛快！我记得收了我两瓶酒的那个什么干事，一面看着我的档案，一面哼哼哈哈：‘赖文光呀！你现在还算人民内部矛盾。以后要痛改前非，你年纪轻轻哪来这套旧社会的旧习气呀！’嘻——！他倒是新社会的新习气了。我嘴里不说，心里想，你倒把老子生活费的三分之一痛痛快快偷去了。行！……回来的路上，我又差一点把手伸到别人口袋里。所以没有下手，还是因为我想起了程磨子。因为他那双眼睛实在厉害。在他跟前，做不得幌子。是鬼装不了人。我还想做人……”
他唠唠叨叨讲个不停，好容易我才插上嘴：“赖文光，咱俩第一次见面，你就什么都对我讲。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二赖子哈哈大笑：“什么都讲？早呢，如果你们大学开一门社会学，请我来讲课，保险比什么批儒尊法的狗屁文章叫座。好罗！你有什么麻烦事儿找我，昔霁打过招呼的。他说你很懦弱。不过程磨子却夸你很有种，时世造英雄嘛！”他掉转头就走了。
因为碰到了这个二赖子，今天的日记记得这么长！怪事！每一次的报告会我都没有记满十句话……！
五月十七日
我一直想花点笔墨，记述一下这个劳动大学。今天难得有点时间，便写了一点，留作将来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作为一种畸形的资料吧。因为它的全名叫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但这和毛主席写过信的那个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风马牛不相干的。
作为“大学”之“大”，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南北二十里，东西三十里，占了六个山头，穿过四条大河流。耕地一千五百六十一亩。这些数字，是在新生入学的报告会上，必定要提到的。
除了一个挺象样的礼堂之外，找不到一间教室，看不到一张书桌，更看不到老师了。
听说以前还在宿舍里上点文化课，自从张铁生交白卷以后，一节课也不上了。这也合乎逻辑，既然可以白卷进大学，当然也应该白卷毕业。
春夏秋冬，唯一的课程就是“大批判加大劳动”，这是我们副校长的名言。副校长就是成跛儿。正校长据说是省革委会熊主任兼的。我们可从来没有见过面。成跛儿自己也是每逢新生开学典礼才来一次。一来便讲：什么叫大学？大学就是大批判加大劳动——肯定的，他是很为自己的这句颇有独创的警句洋洋得意的。我们在实践中，深深领教了这两个大字是如何结合的。
举一个例子吧。去年收麦子的时候，两台联合收割机早已准备好了，可偏偏不准使用。不仅不准使用，还要我们在收割机面前开个现场批判会。说什么用机器收获不能代替思想的收获，所以非得用镰刀不可。二百多亩小麦，好不容易抢收了一多半，还没有脱粒，一场大雨，全沤烂在场上。据午收简报上评论，思想上的收获是大大的。不错，我们连着半个月尽吃用霉烂的麦子磨的面。
历史上记载，西汉初期就发明了铁犁。那是可以从汉墓的石刻上看到的。我们的劳动，如果也有人刻成石刻，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误认为是早于西汉的。人跪在稻田里，用两只手来拔草，还能比这更原始么？
不知谁在大门口的校牌上添了“原始”两个字，变成了“原始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此案便成了建校以来最大的反革命案件。拍照，查笔迹自不必说了，居然还牵了几条警犬，跟踪追击查了几个月，什么也没有查出来，抓走了三个嫌疑分子。抓走的人除一个吓得大哭之外，其余两个暗自庆幸。因为即使误判劳改，也比在这个大学里强。三年五年，指日可待，总算有个出头日子了。
这里原来是劳改农场。现在农场划归大学。管理人员大多数还是原来管劳改犯的干部，这也算是鄙校的一大特点吧。难怪同学里暗暗嘀咕：“苦海无边啊！”
不过，对一些新贵们，这里就不是苦海，而是甘泉潺潺的水沟。新贵子弟们送进来，咬紧牙关（其实是舔舔舌头就行了）混上一年半载，就搭上了分配工作的跳板。混得好的还可以突击入党，出去便大小是个头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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