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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诗词修养不够，犯了一些平仄和史学上的毛病，如《书剑恩仇录》的回目不合古典诗文平仄，《射雕》中黄蓉的“宋代才女唱元曲”等。
其三，一些武侠技击写得太过离奇，令人不可相信，如天山童姥、六脉神剑这样的设计，已经近于神怪之道。
“侠”的方面，金庸常邪正不分，混淆大是大非。例如《无龙八部》中，金庸捧“大杀宋国忠义之士，官居契丹南院大王”的乔峰为英雄，不知为何。
“情”的方面，金庸的爱情描写较为单一，常常发生莫名其妙的多角恋爱，没有深厚的心理基础。
金庸对这批评想法如何，他自己一直没有提起，但是对于梁羽生批评他最主要的部分，也就是“邪正不分”这点上，金庸当时显然是不服气的。在《海光文艺》第四期，他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小文《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自白》，虽然含蓄，却可看出是对《合论》的一个回应。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也可看出金庸在创作武侠时的一些基本理念，他说：
“我只是一个‘讲故事人’（好比宋代的‘说话人’，近代的‘说书先生’）。我只求把故事讲得生动热闹……我自幼便爱读武侠小说，写这种小说，自己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当然也有金钱上的报酬）……
我以为小说主要是刻画一些人物，讲一个故事，描写某种环境和气氛。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地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将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
我以为武侠小说和京剧、评弹、舞蹈、音乐等等相同，主要作用是求赏心悦目，或是悦耳动听。武侠小说毕竟没有多大艺术价值，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点来说，那是求表达一种感情，刻画一种个性，描写人的生活或是生命，和政治思想、宗教意识、科学上的正误、道德上的是非等等，不必求统一或关联。艺术主要是求美、求感动人，其目的既非宣扬真理，也不是明辨是非。”
从这篇小文里，我们可以看出金庸创作期间对于武侠的态度：对他来说，武侠小说只是一种娱乐手段，而他致力而为的，也只是提升这种作品的艺术价值而已。他想要写的，不过是“求美，求感动人”，而不愿意将它纳入教化体系而成为苦差。之后他在《天龙八部》里对于乔峰形象的塑造，正是对这个观点的一个阐明：当时梁羽生没有预料到，被他批评过的乔峰，身上的异族血统和暴烈个性，使他的个性和面临的处境更加深刻而复杂，而最终乔峰（萧峰）以杀身取义之行为，用自己的生命为宋辽换得短暂的和平，更使他的形象升华到金庸笔下当之无愧的第一大英雄之位。在乔峰的身上，契丹和汉族的混淆倒置，反倒使这个人物跨越了狭隘的民族观念，而具备了更高的意义。
《天龙八部》为陈世骧评为：“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是金庸写“情孽”写到极致的一篇小说，也是他对于“情”的一次探讨之旅。在这部书里，充满了人性的挣扎与矛盾，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欲望和感情所困扰，而金庸用来解决的方法，则是佛法的超度和解脱——一些人物因为深受佛法熏陶而拥有心灵平静和完满人格，获得幸福圆满的结局，例如段誉、虚竹；一些人物则在忏悔中以出家或者死亡解脱。甚至，这本书里，几个最大的“恶魔”，都获得了在佛法中悔过的结局：如慕容博、萧远山、鸠摩智，甚至是星宿老怪丁春秋。
然而一方面是体悟与升华，忏悔与救赎；另一方面也是不可改变与痛苦；在无名老僧的教化之外，有两类人不能为佛法所超度：一种是如萧峰这样的大英雄大侠士，不能也不肯用佛法为心中的问题寻求简单的答案，最终不得不为此付出悲剧的代价；另一种是阿紫、游坦之间或慕容复这种执著于“情”或“欲”的凡人，他们宁愿选择与他们的爱情或者欲望共生，或者共灭——阿紫与游坦之选择了各自的殉情方式，而甚至最富慈悲心的段誉也放弃将慕容复接至大理的念头：“我觉得他们可怜，其实他们心中，焉知不是心满意足？”
这样纠缠转化，难判难定的爱欲之谜，使作品具有了更加深沉含蓄的意味。
20世纪60年代末期，金庸思想理念都更加趋于成熟，创作因为摆脱经济压力，自由度也更大，因此作品中便加入了更多对于人性和政治、社会、文化的思考。这个阶段他写出了他的最后两部长篇：《笑傲江湖》与《鹿鼎记》。这两部长篇小说无论在新派武侠史或者金庸本人的创作史上，无疑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关于写作《笑傲江湖》的动机，金庸曾这样说过：“写《笑傲江湖》的那几年，‘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正在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权派和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人性的卑污集中地呈现。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地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
然而，这并不是一部影射攻击性的作品，正如金庸所说，他想要做到的是“通过书中的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这是金庸作品中惟一不涉历史背景的一部，金庸借了这样的写法，正要阐释，这本书里所写的，不是一朝一代的兴亡离合，而是主宰中国三千多年的普遍欲望。
这是一部关于“权力”的小说，主人公令狐冲，是一个“权力”的旁观者，他对权力没有欲望，然而却置身于许多权力斗争的中心，参与了华山派、嵩山派、少林派、日月神教等许多门派的权力之争。通过他的眼睛，我们看到一幅政治旋涡中的人物长卷：贪婪者为权力欲控制而堕落为恶；弱小者为强权迫害而身家难保；上位者为欲望迷惑，失权夺权皆如一梦；边缘者为权力播弄，求离不得求存不能……而又演出灭门破家、夫妻怀恨、师友相残的悲剧。《倚天屠龙记》的正邪困惑，在此发展到极致：一旦被贪欲所控制，无沦是“正派”还是“邪教”，都无法逃脱这一人性的枷锁，左冷禅、岳不群、东方不败、任我行，无论怎样的君子掌门，英雄枭杰，都为了权力二字，成了自己欲望的可怜、可悲、可笑的牺牲品。有人说，读《笑傲》令人心冷，诚然。而令狐冲，则是在这场悲剧中，几乎惟一保持了清醒和主动的人，最终得以退出旋涡，携爱隐世。然而，这种退隐的代价，也是他失去了本来如同亲人般的师父、师母和满门师兄弟，失去了曾经深爱过的小师妹，失去了许多正派邪派的好友尊长，在令狐冲和任盈盈终成眷属、曲终奏雅的另一面，是无可奈何独善其身的悲凉。
《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之时，西贡的中文报、越文报和法文报有二十一家同时连载。南越国会中辩论之时，常有议员指责对方是“岳不群”（伪君子）或“左冷禅”（企图建立霸权者），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而《鹿鼎记》一出，则在读者中掀起一场大骚动，甚至有许多读者写信来提出这部书是否金庸所写的疑问。金庸自己觉得：“《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它是历史小说。”《鹿鼎记》最令人困惑之处，便是这本书的主人公，已经不是传统武侠小说中的大英雄大侠客，而武林在皇权和官府面前，也显得异常无力，“武侠”的英雄气概，洒脱胸怀，一下子间，仿佛被颠覆掉了。
这个主角韦小宝，用一句话概括说，是一个“市井小混混”。他经历奇特，但是本质平凡，与从前的侠客们相比，他不具备远大志向和高尚品格，人生目标非常简单：第一，生存，第二，金钱与美女。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卑微的小人物，违背一切理想原则，却符合一切现实条件。他虽然不符合武侠的国家理想，却满足了人们在阅读武侠小说中寄托的一切私人欲望：财富、美女、主宰他人的权力、成名……他虽然在“道德”上，违背了许多侠客的基本信条，却因为在“人情”一面异常周到而讨人喜欢。因此，甚至连金庸自己都难以对这个人物进行定位了。他写《韦小宝这小家伙》，既承认他身上可爱重义气一面，又强调他违反道德的一面。而他对于韦小宝的态度，恰恰体现的便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