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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像洪七公，像郭靖，像萧峰这样堂堂正正的大侠，他所使用的代表性武功，就是“降龙十八掌”，一掌是一掌，排山倒海，以实力为后盾，光明正大。还有一种武功叫“打狗棒”，他如果使用兵刃的话，他使用“打狗棒”，也是打的是狗，非常朴实的一种武功。萧峰还曾经使用过，最基本的武功，叫“太祖长拳”，是一种武术中的入门的招法。它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在高手的使用下，威力无穷。我们看金庸写这个高手武功，打出来就如长江大河一般，绵绵不绝。我们看，这不正是一种，中国文化的象征吗！它不讲究那些奇怪的、阴损的东西，而是说无穷的后力，“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样的精神。
我们还不难发现，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越是武艺高强的人，他越不肯使用兵刃。最高的大侠喜欢用掌，多数人喜欢用掌，偶尔也用兵刃。用兵刃，一般用剑，剑这种东西是很不实用的。在实战中，比如说，在我们中国古代的军队中，到汉朝的时候，基本上就普及刀了，军队中一般的士兵都使用的是刀，因为在长期的战争证明，剑是不适用的，剑是一种装饰性的兵刃。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古龙和梁羽生，古龙笔下的侠客喜欢用刀，而梁羽生笔下的侠客喜欢用剑。
刀和剑，不仅仅是简单的两种工具的区别，说差不多吧，拿来都能刺，都能砍，都能切。不是这样的。每一种工具，在我们脑海中唤起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古人说：“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他为什么不说“二月春风似菜刀”呢？一说是“菜刀”，这诗就没了。它必须“似剪刀”，工具都是一样的，功能差不多，但是不可换。
刀和剑就代表两种人生境界。剑是什么？剑代表的是一种贵族的境界，一种贵族的风度。古人出门都要佩戴宝剑，佩戴剑不是为了打架，这是一种身份，知识分子出门都要带剑，孔子出门就是戴剑的。知识分子出门戴剑，不是说我今天路上，可能要遇见一场打架，我今天出门跟人家撞车了，我跟他干一场。不是这样，戴剑是代表一种身份，就好像现在的人出门，挟个小皮包，表示自己这里边，有点什么信用卡之类的，挟着，是一种身份。古人戴剑就像我们今天戴表一样的，过几年换一个款式，它是一种装饰物，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刀是适用的，刀代表一种平民精神，代表一种下层社会的人士，对自由的追求。所以剑是名士派头的。比如说，现在有一些知识分子，或者有一些所谓的“中产阶级”，他家的客厅里边挂一把剑，从哪个旅游点买来的，从颐和园买来的，峨嵋山买来的，回家挂在那里。我家屋里也挂一把剑，是我去年跟金庸华山论剑，人家发给我一个纪念品，我也挂在这屋里，表示一种风雅。没有人到我的屋里，看见墙上挂一把剑，会觉得我这人爱打架；警察到我家里来，也不会产生任何怀疑，不会说，这是凶器，我们带走了。但是我的屋里，不能放这样一把大菜刀吧，挂一把菜刀，性质就完全变了。虽然它俩功能差不多。
所以现在有些作家喜欢写剑客，有些作家喜欢写刀客。比如，现在有一个作家叫杨争光，他是电视剧《水浒传》的编剧，他就喜欢写刀客，有一部作品拍了电影，在国际上获了奖，叫《双旗镇刀客》，这个电影是拍得很好的，因为他觉得，刀客是一种更现代的，更自由的精神，而金庸笔下的这个侠客呢，使用的武器是林林总总，多种多样，各有不同的功用，而那些一流的大侠为什么更喜欢赤手空拳，不用兵刃？这就是说明，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无穷的自信，不用靠兵刃，靠什么兵刃，打架是以赤手空拳为上，我生长在东北，我从小也接触过很多黑道上的朋友，这些朋友就是打架，以操家伙为不耻，动不动打架就操家伙，这人是被人看不起的。当大哥的打架不能操家伙，操家伙就说明你本事不够。或者两人打架先约好了，拿不拿东西，拿不拿武器，你拿杀猪刀，我拿一把军刺；如果是功夫很高的人，说让对方，说你拿一个棒子，我赤手空拳，你打败了我，我认输。所以说赤手空拳，表明对自己功夫的自信，他们不需要借助外在的力量。其实这里面是包含着一种儒家的精神的，儒家的“修、齐、治、平”的理想，就是我修养我个人，我自己的内功修养好了，外在的问题自然解决，儒家讲内圣而外王——我内部修养好了之后，你外在的东西，你自然地来迎合我，而不是我去强行地征服你。修心为上，治国、平天下，自然解决。这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先把自己的事搞定了，其他的情况都是无往而不胜，所以这种思想，就最后都能够落实到武打上面。
无知无畏的王朔
点评王朔的《我看金庸》
蒋泥
我说王朔的思路、心态、精神很有问题，是从价值角度上进行判断的。从这层面看，王朔的有些主张是不折不扣的流氓主张，那些让他觉得写起来很容易的思想、文化杂感与随笔，经不住辨析，对他来说干这一行是无力胜任，而远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轻而易举的。
但我从这方面辩难他，不等于说这人不是天才，我不是这意思，他还没恶劣到这个程度。
他的心愿是不错的，能力不逮，方向歪了，这样的心愿有时不免要助纣为虐或者好心办了坏事。
假如假如啊他安分一点，明白是什么材料，明白自己只能写好小说，尽量少来点随想、不要什么领域的钱都想一个儿独赚的话，那么这个人作为作家——准确地说作为一个小说家，也还是相当胜任的、难得的，他的许多小说亦是达到了极高水准的，其天赋、天才在语言的机变、幽默和细节的感性描写上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发挥；除此而外，他的长处就不太多见了。这样，我一开始才认为王朔的天才只发展了一半，中道夭折。
又因为小说人物的思想、意识不等于作家本人的，小说人物的形象也大于作家所自觉赋予其上的情感、思想等等的总和，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由于这些，只写小说时王朔还可以、也确实遮住了“丑”，把他有关对于知识性、价值性、精神性话题的判断、认识、看法隐藏了起来，即使小说中在这方面多有谬误，但他未作辨别，对它们的态度极为“混沌”，经过文字处理以后你也能当它们是调侃，当它们是正话反说，从而一笑了之。
何况小说究竟是小说，当不得真，它的一大价值就是博人一笑。
所以从这一角度说，小说是遮蔽王朔“无知”（王朔的无“知”，在我的的话语系统中其实指的是无“识”；他在不少领域里的“知”不比别人差，毕竟他是“混出来”的人了，即使没吃过猪肉，听的猪叫也比一般人多得多了。）的“避孕套”，离开了“避孕套”，让他直接与本体接触，他就会“阳痿”！
我若学习他，从纯商业的眼光看，那么，能和他站在一起不致脸红的，大概是金庸，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特别注重“卖”，作品包含的世俗因素很多，能够为最广泛的大众接受。
其间当然有分别，最大的分别在于，他们提供货物的含金量大相径庭。
而作为小说家的王朔，来评点同样是小说家的金庸，拿王朔一个词形容，恐怕叫着“嫉妒”亦不为过。
为什么王朔感到有点不太平衡，要重创金庸呢？
原来他发觉读金庸的人“越来越多，评价越来越高”（《无知者无畏》，第74页），抢了他王朔的“市场”。
这就引起他的关注，便找来金庸的书，找来那套《天龙八部》。
“这套书是七本”，王朔是“捏着鼻子”才看完第一本的，“第二本怎么努力也看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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