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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各派势力的争夺也与这个大的背景有关。江南七怪、全真教、丐帮是民间势力的代表，在反抗外侮，扶危济困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以杨康、欧阳克为代表的另一拨江湖势力，则是为私利泯灭了民族立场，成为金国鹰犬的邪恶代言人。前者，是一个“侠”的集团，但是无法与懦弱的官方力量结合。尽管如此，它依然是异常强大的。因为，侠的背后刺着的，分明是“人民”两个字；后者，尽管有完颜洪烈为代表的金国朝廷的支持，但是，无论从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民族情感出发，“侵略”在道德上总是短缺的。可以说，郭靖与杨康就是在这样不同的意识形态空间，不断地接受熏陶而成长起来的。
郭靖小时候在大漠，被都使辱骂一句“汉狗”，就将抽象上的民族分野，很自然地落实到了个体身上。其他蒙古人之所以喜欢他，连公主都爱上他，一来是他老实本分，二来是他们早就把这个喝羊奶、吃马肉、会射雕的郭靖，看成了自己阵营的一分子。正如，完颜洪烈把杨康看成是亲生儿子一样。只不过，关键时刻，在民族立场上，二人作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争夺岳飞的《武穆遗书》与郭靖拒绝为成吉思汗攻打南宋，可以说，都是小说的小高潮。这些关键的情节都是与民族大义相关。更不用说，在这过程中，为了民族的正气而献出生命的人们。
小说的时间限制基本在南宋。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苛求小说人物应该有着更宽广的民族观念，这样会导致泛民族主义和虚无的无政府主义。无论在何时何地，那些抵抗外族的侵略，为自己的人民和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们，总是值得人们尊敬的。
在民族主义与民族情感的叙述话语中，杨康注定是要毁灭的。在他未出生之前，意识形态的力量就已经把他划在了一个特定的文化群体。他是汉人的后代，身上流淌着的是抗金英雄的血脉。而他出生后，生活却又把他抛向一个完全对立的环境中——成了大金的小王爷。命运对于他来说是残酷的，选择对于他来说，无疑也是艰难的。特别是完颜洪烈，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总体来说，对他是爱护的。这里杨康需要面对的是一种情感的逻辑。当然，也有他爱慕虚荣的成分；而对于亲身父亲杨铁心，他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感情的。但却有种民间伦理的逻辑放在他面前。民间背后还有一种强大的政治逻辑。即，不仅涉及对父母的“孝”，还涉及到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忠”。如果完颜洪烈对他和包惜弱一点都不好，那么，这个选择是容易的。因为，事实是完颜洪烈对他很不错，不管怎么说，但他毕竟还是短期的决定跟亲身父亲杨铁心一起过。
然而，中国武侠小说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一个根本点就在于其人民性与民族性。因而，在武侠小说中，违背这一点的人和事，不仅会导致道德评判上的低下，更会遭受在文本叙事中的毁灭与惩罚。杨康之死，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从某种意义上说，杨康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他英俊聪慧，但从小生活在金王府，学会了纨绔子弟的习气。同时，心狠手辣。可他对母亲很孝顺，对穆念慈尽管开始有欺骗的成分，但在情感上，他还是很认真的。环境对人成长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设想，如果杨康从小生活在大漠，而郭靖生活在金王府，小说的发展与结局肯定有很大的变化。他无法选择他的出生地。待他长大了，如果不是他发自内心地去选择人生的方向，而是别人以各种方式，劝他去选择，这种选择对于他来说，无疑是徒劳的。杨康看到的更多是个人的利益，而郭靖看到的更多是人民。小说关于人生选择这个问题，在这里有了潜在的导向。
当然，对于杨康的同情也仅止于此。过分的宽容与理解，只会导致泛道德主义，而失去了点评人物的分寸感。
靖康之耻犹未雪，转眼又是蒙古族灭掉了南宋。一代又一代的人又在不断地分化成郭靖和杨康。“臣子恨，何时灭？”历史的结局不见得总遂人愿。但武侠文字的意义在于，它能展现历史进程中，那一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壮怀激烈，那份民族的豪情。这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但又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必须具备的力量。《射雕英雄传》给予人们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力量。
二、亢龙有悔
武功描写对于武侠小说的意义不言而喻。它是侠士能超越法律的范围，惩恶扬善，主持公道人心的最重要筹码。正所谓：“侠者以武犯禁。”如果说，封建的衙门和现代的法庭是以国家机器的权力去规范社会秩序，那么，武侠世界则是以武力为后盾、以道德伦理观念去改造世界。法总习惯于为统治阶级服务。权力会有腐败，法也有善法，恶法。法总是不完善的。道德伦理尽管也会有腐朽的地方，但符合更多站在权势和法的保护的边缘的普通人的价值评判与行动准则。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武侠的出现，正是调节社会阶级矛盾的重要润滑剂。使得民众利益受到侵害，特别是受到权力的侵害，无处伸冤的地方，有侠来解决；统治集团倒行逆施的时候，有侠来拯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侠除了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仗义疏财，扶危济困，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外，还必须有武功，才能使是战胜非，善打败恶，先有能力救己，才能去更好地救人。
大侠士一般都有非凡的武功。在优秀的武侠小说作品中，武功不单是一种游走江湖，行侠仗义的工具，还是一个侠士身份的标记。使用什么样的武功，成就了什么样的侠客。或者说，武功的设计往往要符合人物的特点。好比，如果让老实敦厚的郭靖练的是阴毒的“九阴白骨爪”，而娇小可人的黄蓉练的是丑陋不堪的“蛤蟆功”，恐怕与正面人物的塑造会有损。并且，主要人物的武功名目和特点往往也是小说基调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武功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小说风格的建设。如古龙的《小李飞刀》中，飞刀小巧内秀，而且易折，这与李寻欢的多情、敏感、忧郁、自伤的气质是相辅相成的：小李飞刀，刀无虚发。刀刀看似飞向对手，而实际上是刺向自己的心窝。整部小说处在一种感伤的氛围之中。这与李寻欢的飞刀不无关系。又如《天涯明月刀》中的傅红雪用的快刀。没有人能看到他出刀，除了死人。刀与他的生命是连成一体的。快刀是他与世界保持距离，不被别人窥探的保护色。快刀自闭、孤僻、神秘符合人物性格，也增强了小说诡异的色彩。
这一点在金庸先生的小说中，也是如此。具体到《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使用的“降龙十八掌”，就具有这种参与小说风格建设的功效。金庸善于转化传统文化资源。其招式名目就是《易经》与佛学的结合。
“降龙”是佛教的十八罗汉之一，而掌式的名称则来自《周易》中的干卦。
易学和佛学是东方文化的显学。东汉以降，本土易学与外来佛学并行于世，同为我国古代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到了宋明理学和心学繁兴时，人们开始注意到这二者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以《易》解禅和以禅解《易》之风愈演愈烈。在二者关系探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明末僧人释智旭的《周易禅解》。所以，无论是作者有意的结合，还是无意的拼凑，降龙十八掌这种武功的塑造，某种程度上是在接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
“降龙罗汉”的故事讲的是，古印度有龙王用洪水淹那竭国，将佛经藏于龙宫。后来降龙尊者降服了龙王取回佛经，立了大功，故称他为“降龙尊者”。在这个传说中，“降龙”可以看成是不畏强暴，勇往直前，为民造福的精神象征。
小说在描写降龙十八掌时，“亢龙有悔”是给予笔墨最多的。即使到华山论剑的结局时，郭靖与洪七公的比试，在关键时刻，双方也都是用这一式。可以说“亢龙有悔”代表着降龙十八掌的精髓。“亢龙有悔”出自乾卦的“上九”。亢龙有悔的意思，一般为两种，“盈不可以久”，好比强弓可以拉到最顶点，不可以持久。要有张有弛。然而，潜在的意思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在关键时刻，奋力一击。还有一种解释是：“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通俗的理解是说英雄处于逆境时的无奈，但背后隐含着要奋发图强才能得救的意思。这里有一种厚重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