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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腐败就会生出蛀虫，醋变酸就会引来蚊蝇，所以政府官员结党，领袖应该责备自己，不应该责备部属。李昂假如忧心文武百官结党，为什么不调查：那些人所抨击、所讚誉的，是真？是假？所推荐、所贬逐的，是贤良？是奸邪？然后考察当权者的用心，是公？是私？当权者自己，是君子？是小人？假如他是真实、贤能、公正、君子，不但要採纳他的建议，更应该重用他的人。假如他是诬陷、奸邪、自私、小人，不但要拒绝他的意见，还应该给他惩处。如果这样，即令是驱赶他，使他结党营私，谁又敢结党营私？不在这上努力，而只一味抱怨文武官员难以统治，好像不播种、不耕种，却抱怨田地荒芜一样。连政府中的结党营私都不能消灭，何况消灭河北（黄河以北）盗贼？」
在威权领导的社会中，人的思想陷於二分法模式，犹如孩子们看电视，常向大人询问萤光幕上人物：「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儿童世界就是如此单纯。传统文化把政治道德化，人民遂被区分为两极：一是「君子」，一是「小人」。这种两极思考，使中国人的头脑越来越奇异，越来越辨识不出是非，甚至弄不清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历史上所有的理念斗争，儒家学派一律称之为「君子」和「小人」的道德斗争，而且坚称自己是「君子」，对方是「小人」──延伸为自己是「贤良」，对方是「奸佞」，自己「无党」，对方「有党」。最后，诉求帝王裁判（而不是诉求选民裁判），请帝王支持「君子」一方的「公道」和「大义」，也就是把「小人」的对方，逐出政府，或绑到刑场斩首。文质彬彬的大儒，在这个节骨眼上，没有什么温柔敦厚，赤裸裸的露出凶像。这种互罩铁帽的卑鄙手段，往往使帝王哑然失笑，大家都是家奴，家奴的长像又都一样，狗咬狗，每只狗都一口毛，简直无法分辨谁真谁假？以及几分是真，几分是假？最后一视同仁，杀谁剐谁、赏谁贬谁，只看心里高兴不高兴。「君子」「小人」，不过政治斗争的一种制式工具，毫无意义。
有政府就一定有人结党，独夫式强势领导只能使结党隐形，不能根绝。二十世纪以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提出过梦幻口号：「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结果，党外始终有党，而党内的派系倾轧，更是惨烈。迄今为止，人类智慧还不能消灭结党分派，唯一的办法是实行民主，使结党分派完全透明化，逼迫他们不得不从事良性竞争。民主政治当然不是万灵丹，但提高人民的鑑别能力之后，确能使权力机器，作健康的运转，也确能使党派斗争，以大多数高品质的民意为依归。所以，培养人们的鑑别能力是基本要务，什么样的人民品质，产生什么样的知识水准，什么样的鑑别能力，产生什么样的政府，和什么样的官员。把一切期望寄託在一个真命天子或一个英明领袖头上，是一种夜游症患者的梦想。
郑注的富民奇法
凤翔战区（总部设凤翔府【陕西省凤翔县】）司令官（节度使）郑注，常自负他有救世富民之才，唐帝（十七任文宗）李昂问他使人民富裕的方法，郑注回答不出来，只建议徵收茶税，李昂遂命宰相王涯兼全国茶税总监（榷茶使）；王涯明知道不能这样，但又不敢违背，人民深受剥削的痛苦。
李昂问郑注如何使人富起来，郑注的办法却是加重茶税。无论如何，在那个一元化的农业时代，加税只能使人穷，怎么能使人富？连白癡都懂，只李昂不懂。人，稍有所蔽，再光亮的颜色都看不见，再荒谬的道理都听得进去！
「亲笔」的功能
甘露事变的第二天，文武百官进宫早朝，太阳东升，才开建福门（宫城南面西头第一门），守门禁军只准每人携带一个随从进宫，卫士钢刀出鞘，夹道而立，到宣政殿，门还没有开。当时，没有宰相、监察官（御史）出席，官员们已不能排列就位。唐帝（十七任文宗）李昂登紫宸殿，问说：「宰相为什么不来？」仇士良说：「王涯等叛变，囚禁监狱。」遂把王涯手写的自动招认的供状呈上，并召唤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左仆射）令狐楚、右最高执行长（右仆射）郑覃等到殿上审视。李昂悲愤得几乎无法克制，问令狐楚等说：「这是不是王涯的亲笔？」令狐楚等说：「是的。」李昂说：「真这样的话，诛杀仍有余罪！」遂命令狐楚、郑覃晚上就住在宰相联合办公厅（中书）参与机要政务。又命令狐楚撰写诏书，把事变经过昭示中外。令狐楚叙述王涯、贾餗谋反的事时，用词空泛，仇士良大不高兴，令狐楚也因此不能擢升宰相。
面对一个政治犯写下的足以置自己於极端不利的自白书，只因是出於亲笔，就对它深信不疑的话，他如果不是一只天真的小白兔，就一定是一只心怀叵测的恶狼。小白兔不过轻信而已，恶狼则不然，他内心并不深信，但他却认为深信比不深信对自己有利。甘露事变中，李郑失败，李郑所引进的宰相，在被捕之后，立刻坦承谋反，这种明显的自诬，连小白兔都骗不过。但李昂却「悲愤得几乎无法克制」。当初三任帝李治杀他的舅父长孙无忌时，就表演过这种节目（参考六五九年四月），如今重演一遍，使人拍案叫绝。在鲨鱼群眼中，这就是口供主义最引人入胜的功能，妙不可言。
群官屠灭
左神策军派士卒三百人，高举李训（李仲言）的人头充当前导，押解王涯、王А⒙蘖⒀浴⒐杏啵挥疑癫呔墒孔淙偃耍航饧逐M、舒元舆、李孝本；一起前往皇家祖庙（太庙）及农神地神祭坛（太社），像呈献畜牲一样行呈献仪式，然后押解到东市、西市，游街示众。命文武百官监刑，在独柳之下，全体腰斩，砍下人头，悬挂兴安门外，他们的亲属家人，不管远近亲疏，一律处死，连怀抱中的婴孩和无知的儿童，都不留一命。妻妾儿女逃过一死的，也都被没收到官府当奴仆婢女，围观的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居民，怨恨王涯增加茶税，有的诟骂，有的用瓦片石子向他投击。
甘露事变为历史提出一个浓缩的模式：在激烈夺权的窝里斗中，奇计百出的政客们，发起飙来，既不要脸，又不要命！
王沐
王涯有位远房堂弟王沐，家住江南（长江以南。王涯是太原【山西省太原市】人），年纪老迈而家贫如洗。听说王涯高居宰相，千里迢迢，骑驴到京师（首都长安）投奔，打算谋求县政府一个文书员（簿）或防卫员（尉）低微官职。逗留长安（陕西省西安市）二年有余，才见到王涯一面，王涯对这位远房堂弟十分冷漠。过了很久，王沐透过王涯心爱的家奴，才说出自己的希望，王涯允许派他一个小官，从此，王沐早晚都到王涯家宅，排班请安，等候差遣，禁军逮捕王涯全家时，王沐正巧也在那里，跟王涯同时腰斩。
胡三省曰：「王沐之陪伴送命，是躁进惹的祸。舒守谦之侥倖平安，是厚道余下的福。福祸的应验，上天岂会忘记。」
王沐先生，不过一个穷苦的乡巴佬，万里投奔凉薄的族兄，希望谋一个小差，餬口而已，天天排班，仰望家奴颜色，其情堪怜，哪里来的「躁进」？犹如一个失业老汉，冒着烈日酷暑、狂风暴雪，东街晋谒，西街应徵，只希望找一工作，喂饱妻子儿女的肚皮，哪里来的「躁进」？腰斩之后，胡三省没有一句同情的话，反而嘲笑讽刺，这种冷血心态，使人冽冽生寒。至於舒守谦得以保命，不过一种侥倖，如果仅靠厚道就可以不遭横死，推理的结论必然是：凡横死的人，都非厚道之辈。这种逻辑，恐怕只有中国这个酱缸文化中才有。
李石装腔作势
甘露事变后，宰相联合办公厅（中书）只剩下空旷荒芜的断墙破屋，连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