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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姐永远是吉成大哥的歌颂者,这是不争的事实,尤其现在,听说她的儿子终于被大哥用到修配厂。可是在三哥看来,这样神圣的时刻说这样的话,显然不合时宜,起码,她得让大家看出她的心是向着自己兄弟的。三哥倒是没摔酒碗,但他大声吼起来的声音比摔碗还刺耳,他用了叛徒这个字眼,他还将矛头指向吉中大哥:“叛徒,你是咱们申家的叛徒,你,还有你!”。
自进二哥的家门,吉中大哥除了和吉成大哥坐在一起小声嘀咕几句,一直没怎么说话,如果说在我们家里,有谁想为母亲争气,那首先是吉中大哥和吉华大姐。他们似乎一小就有了这样的愿望,我常能记起十来岁不想念书,一天天只恋着坐父亲马车时他俩骂我的话:“没出息,一点也不知道要强。”他们骂我的话和母亲骂父亲的话一模一样。可是不知是命运的嘲弄还是别的什么因素,他们除了追踪有出息的人,就没有做出任何有出息的事。我的大姐希望有出息,嫁个木头似的工人,最终只沦为吉成大哥的崇拜者,吉中大哥希望有出息,娶了城里下乡的知青,最后只能沦为跟知青进城混生活的工人。
吉中大哥和吉成大哥生于同年同月,做过大小姐的母亲和山沟里嫁出来的三婶同时怀孕,我不知道,在奶奶只宠城里娶来的大小姐而轻视山沟娶来的三婶时,母亲和三婶给肚子里的孩子进行了什么样的胎教,我只知道,两个哥哥童年时就很不一样,吉成大哥看上去拙嘴笨腮,直到三岁才会说话,可心气特别大,你要是得罪了他,他会把自己放躺在院子里一整天都不起来。而吉中大哥,八个月会说话,十一个月会走路,三岁时,已经能用笔在地面上写字了,心灵手巧的他天性快乐,成天嘻嘻哈哈。十七岁,笨拙的吉成大哥跟他远房舅舅去城里机校学习,吉中大哥已经能在村里给大家写对联,吹笛子拉二胡了。那时,村里人没一个不认为,吉中大哥是个才子,将来会有大出息。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笨拙的人在镇子上拿起斧子镙丝刀修自行车时,写字吹笛的人在写字吹笛,笨拙的人在镇上开始修拖拉机时,写字吹笛的人还在写字吹笛,当笨拙的人把外面一样样乡下人没见过的东西引进来,写字吹笛的人居然跟愿意唱歌跳舞的知青结婚,穷得连苞米粥都喝不饱。大哥有才,才子浪漫,浪漫的大哥倒是在修车的大哥把外面稀奇的东西引回来时,他被知青回城的政策带回城里,可是一些年来,他在城里无声无息,有人说他过得不好,一天到晚在家写字,不正经上班;有人说他过得不错,城里有舞厅后,他在舞厅吹笛子,一晚少说也能挣二十元,可是无论怎样,回家来他都不提一字,好像好和坏他都不在乎,只要过着;好像只要能让他写字吹笛子,就是最好的生活。每次回来,他从不到村子里串门,也不大和人说话,完全是村庄的局外人似的,野地里走走,河套里看看,有时,他会长时间坐在大田的坝埂上,望着天,看着云。看也不要紧,他看够了,往往要和大姐一样,从不在乎母亲的感受,不是上吉成大哥家坐着,就是坐着吉成大哥的
摩托车镇里乡下来来去去,好像他一小的梦想专门是供别人实现的,好像只要有人实现了梦想,不管是谁,他都高兴。这让母亲常常把数落父亲的话在他长大后又还给了他,“没出息,一点不知要强。”
我一直觉得,和我一样,在大哥的散淡里,有父亲的遗传,是在安静的生活里看到了某种异常活跃的因子,就像我偷懒时,能在无边的大地上听到某种奇异的声音看到某些奇异的景象一样,也是因为他享受了别人不曾享受的丰富的内心生活,才使他对现实的嘈杂有着巨大的抵抗力,就像我从来不觉得吉成大哥领导乡村新潮流有什么可喜之处,可是,即便是我,弄来弄去,也丢掉了对大地的迷恋,陷进了对大哥的在乎中,而他,为什么就能一直如此,永远不变呢。
六十五
三哥对大哥的不满,是由来以久的,我们父亲去世后,长兄应该像父亲一样负起责任,可是家里的事他从不过问。三哥刚进城那年,饿得受不了,半夜敲开他的家门,他亲自下厨下了碗面条之后,把三哥好一顿训:“扔了家里地不种出来挨饿,图什么?什么事都要顺其自然,不能强扭。”把三哥气得呀,一口面没吃,回来逢人便讲。
那天晚上,三哥终于把积在肚子里的火气发了出去,吉中大哥依然不动声色,他甚至看都不看三哥一眼,只静静地看着落满纸灰的地面,点着他的拉贯了二胡的左手手指。三哥的话自然合乎母亲的意思,事实上也是替母亲说了话,替我们所有人说了话。大哥明白这一点,所以并没指望有人为他解围,只是用手操着鬓角上花白了的头发,慢慢站起来,走到身后的黑暗里,似乎所有的反驳和对抗都在无边的黑暗里。
然而,正是这时,母亲说话了,母亲的声音细弱、飘渺,仿佛来自遥远的天簌,不过夜晚太静了,空气太粘稠了,母亲那游丝一样细细的声音听起来还是十分真亮。母亲说:“俺不要你们出息,你们要是个顶个都能像你大哥,不让妈操心,妈就知足了,妈不要你们出息。”
而这时,二嫂又突然的哭了起来,已经嘶哑了的嗓子里传出锦缎被撕扯的声音,干涩又紧巴,让我听了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38
二哥的死,让这样一些生灵迅速转世,它们是恐惧的蚊虫,是把城市世界看得阴险又可怕的蚊虫。它们飞翔在二哥的棂疚四周,飞翔在村庄的大街小巷,翁翁营营,尤其许妹娜找了个混账的小老板,钱挣不回来又拿老婆撒气成了人人皆知的事实,城市简直就是不能再提的字眼。那两天,只要我有机会来到母亲面前,她都要拽住我的手,泪水涟涟地跟我说:“吉宽,咱不干了,咱来家吧。”
曾经,我说出去,母亲没表示任何反对,不但如此,还跟我说不吃苦中苦难做人上人。现在,她完全变了,有时一些女人为安慰她说:“老太太别难过了,全当你儿当民工挣大钱去了。”或者说:“都是你儿在外面当民工当得太好了,叫那个世界看中招去当民工了。”她反而哭得更凶,边哭边说:“俺不要他当民工,俺要他回来,要他回来。”而二嫂,那个曾经因为许妹娜嫁小老板不能宁静,差不点要把正念书的儿子送出去的二嫂,居然动辄就问英伟在哪,当有人安慰她别哭伤了身子,英伟都这么大了,马上就能干活了,得想开点,她会赶紧把英伟搂过去,生怕有人把他送走再也见不到的样子。
到后来,冥冥中连我都有些迷失,不知道城市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真是一个阴险可怕的陷阱,因为黑牡丹被抓的事一直揣在心里。第二天,葬礼结束,我去了一趟许妹娜家,倒置房里发生的事情更让我震惊。
夏日的午后确有蚊虫在拉帮结伙,它们飞扬在通向倒置房的土道上,嗡嗡的样子仿佛是对我的来访实施夹道欢迎。蚊虫欢迎我,倒置房里的主人却不欢迎,我都进了院子,还不见有人出来。
要不是亲眼所见,我怎么也不能想到,一个人过日子信念的破坏,会使他们房子的气象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才一年不到,昔日风光耀眼的倒置房已经变成了一个衰败的所在。院墙还是那个院墙,高大还在,房子还是那个房子,宽广也在,可是正因为它既高大又宽广,当它萧条寂寞下来,或者说被某种萧条寂寞的气息包围下来,你就觉得往日的威风、往日的阔绰不见了,随之而来的,是一股被寂寞气息沤过的冷凝的味道。披挂在院墙墙头上的苞米苗干尸一样悬在那,平坦的屋顶横七竖八放满了一些木棒和苞米穗子,而关闭着的风门轻轻一动,一些既不是蚊子又不是苍蝇的小飞虫嗡一声扑面而来。
门是锁的。我愣了一下,然后来到窗口,把脑袋贴到玻璃上,这动作曾经在什么地方重复过,好像时间并不很久远,对,想起来了,是黑牡丹饭店。当想起黑牡丹饭店,那些扑面而来的飞虫瞬间长了不祥的翅膀。
屋子里空空荡荡,一如黑牡丹饭店的空空荡荡,高高的炕沿裸露在那里,把开阔的雨顺一分为二,使原本只是一处的空洞弄成了两处。许家的人上哪了?黑牡丹开黑店被公安局抓了,许家自己买房自己住着,冒犯了哪路神仙?
正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