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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玉常气愤不平地离开了妹妹家，到了三十里开外的三姨家去碰运气。到了三姨家，他才知道，种麦前，表弟因为没钱花和姨夫闹矛盾，把牛卖了，三姨家的麦子也没种到地里去。转了一整天牛没借到，还耽搁了时间，田玉常回来后，只得用人拉犁种麦了。地里很泥泞，拉犁十分吃力，田玉常就叫赵烈果扶犁，他和大女子田小娟在前边拉。田小娟毕竟是细皮嫩肉的女孩儿，一晌犁拉下来，两条腿就迈不动了，肩胛和脊背上被绳索勒出来的印儿血红血红的。从那时候起，田小娟就想，她将来一定要想方设法离开农村，无论如何不嫁给农民，农民到什么时候都苦焦。
祝义和给自己种上麦子以后，想叫瞎眼牛歇两天，牛刚拉上槽，田水祥就来借牛了。吕桂香一听是田水祥就从房间里出来说：“我家的牛是瞎眼牛，不好使唤。”田水祥说：“我叫烈梅牵着就是了。”祝义和说：“牛确实不好使唤。”祝义和也不想把牛借给田水祥，他想，他将三间厦房白给了他，一间牛棚送给了他，他沾上了你，就没完没了，得寸进尺，好像是他应该帮他。田水祥站在院子里不走。祝义和进了牛棚，他跟着进了牛棚，祝义和到了前院，他跟到了前院。他张口闭口义和叔，还说：“等我有了钱。一定给你租金。”祝义和就想：就你那样子，啥时候能有钱。他说：“我的瞎眼牛是个残疾，牛是不租人的。”田水祥说：“那就算借吧，借我一两天。我会记住你的好处的。”祝义和被缠得没办法，将牛从牛棚中拉出来给了田水祥，他叮咛田水祥：“按时把犁卸了，牛活路重，得给吃饱。”
田水祥一走，吕桂香就抱怨老汉：“你连个瞎好人也认不来？给谁借都行，不能给田水祥借，他这个人是个热粘皮，没胎骨，粘不得。”祝义和说：“我也想叫牛歇两天，他缠着不走，算了吧，牛都叫他牵走了，还说个啥？”老两口正说着，祝永达回来了。祝永达到牛棚里一看，不见了牛，就问父亲把牛给谁了。祝义和说：“田水祥把牛牵走了。”祝永达说：“我想把牛借给田得安用两天，田得安的女人病了，叫两个娃拉犁，娃娃太小，拉不动，才种了一亩多。”祝义和说：“我去给田水祥说，叫他明天把牛还了。”祝永达说：“你不用说了，我去给他说。”
祝永达一走，祝义和背上背篓到半坡里给牛割青草去了。
二十
从一九八四年下半年开始，公社叫成了乡，松陵村大队的牌子换成了村委会。
走进村委会办公室，祝永达去翻邮递员刚刚送来的报纸，他拿起报纸一抖。夹在报纸中间的两封信掉在办公桌上了，他拾起信一看，其中一封是写给他的，信寄自西水市。在西水市，他没有亲戚朋友，没有同学熟人，谁会给他来信呢？他将报纸推在一边去，先看信，他的右手捏住信封，左手撕开了信封口。这是一封很饱满的信，它大概已经超重了，祝永达翻过去几页信纸，在最后一页去看署名，“马秀萍”三个字在他眼前一亮，他怔住了。秀萍啊！他几乎叫出了声。你果然还“在”。祝永达抓起信，在办公室里走动。他再一次看了看那署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他将信放下，回身去关上办公室的门，坐下来迫不及待地读马秀萍的信。
“永达哥，你还记得六年前的那天中午，我在村口那棵大松树下和你相遇的情景吗？也许，你没有留神我，但我从那天起就记住了你，在心里留下了你。也可以说，你从此以后就向我走来了……”
他怎么能忘记呢？当时，他看见的是她那和年龄不般配的略显愁苦的脸庞，是她那发亮而稚嫩的眼睛，是她那白皙的脖颈和圆圆的耳轮，是她那渐远渐去的背影，是一个尚在求学中的初中学生。他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她挂在脸上的泪痕和即将面临失学的不安，不可否认，他注视过她，但那时候在他的心目中她是个孩子，是他的晚辈。按理说她应该叫他叔叔不该叫他哥。她失踪的那几年，他是在恍惚不安思思念念中度过的。现在，她的人生历程在秀丽工整的钢笔字中起伏动荡，她的笔端下走出来的已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姑娘，是可以把他叫做哥哥的大人了。
松陵村人可能以为我跳井了，跳崖了，服毒了，卧轨了，被人拐走了，做了小姐了。幸亏，我没有轻生。永达哥，麻烦你转告我的妈妈，叫她放心，我还活着。我暂时不想让她知道我在哪里，也不想见她，我把这几年的经历告诉你，你替我守住秘密，好吗？
祝永达离开了凳子，半躺在那张长条椅子上，接着向下看。他真没想到，马秀萍会经受那么多苦难，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
糊里糊涂上了汽车的马秀萍在车后面捡了一个座位，等车开出凤山县城之后售票员问她去哪里是为了叫她买票，她不知道这车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就问售票员，售票员说：“车去西安。”她说：“我就去西安。”
六个多小时以后，汽车到了西安的玉祥门长途汽车站，她从车上下来，眼望着面孔陌生的城里人和来回穿梭的大小车辆，不知所措了。她走进一条小巷，掏出一块钱买了一碗扯面，填饱了肚子，背着书包，漫无目的地向前走。
进了玉祥门，马秀萍一直向东走，她边走边看，边看边走，似乎每一处都不该她驻足，每一处她都不能驻足。穿过北大街，走上解放路，她向北一拐，来到了火车站。此时，已是暮色惨淡了。火车站广场上的行人如皮影一般来回晃荡，有几个人看似贼眉鼠眼鬼头鬼脑面目不善，马秀萍扫一眼心里就畏怯，她目击到的仿佛不是人而是叫她害怕的怪物。她低下头，很快地进了候车室，一楼大厅没有她落座的地方。有人长长地躺在凳子上她却不敢叫那些人让座，她觉得，这个候车室这个城市和她毫不相干，她没有权利没有胆量叫睡在凳子上的人起来。上了二楼，二楼的西候车室里没有多少旅客，她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来，双眼木然地看着窗外被暮色侵蚀的楼房、车辆、树木和行人。她的双手托着腮，鼻孔里钻进去的是陌生而孤独的气味，眼睛眨动着不让挂在眼睫毛上的泪珠儿掉下来。环顾四周，候车室里的男人、女人、大人、小孩似乎都很疲惫，都是昏昏欲睡的样子。她旁边的一对年轻夫妇正在逗弄着一个大约三岁的小孩子玩，她从口音中听不出他们是什么地方的人，但她分明听见他们说是回家去。她不想逮住那个“家”，但“家”偏偏向她耳朵里钻。家对她来说是什么？是父亲粗俗的语言和粗暴的行为，是母亲无声的眼泪和可怕的软弱，是田广荣不动声色的诱惑和难以设防的伤害，是她整日的提心吊胆和越积累越多的自卑与绝望。她渴望有一个安安稳稳的家，一个温馨和谐的家，一个能够使她的肉体和灵魂得到安慰的家。渴望只不过是一个梦，只不过是用眼泪擦干了的镜子。生活把她逼上了流浪之路，她无家可归，没有栖身之处。她抬眼一看，对面座位上的那个女人好像是个农村人，她的长相有点像她的母亲，特别是她那勉勉强强的一笑，仿佛是从母亲的脸庞上摘下来趁热给她挂上去的，她看得清清楚楚：她笑的时候，眼角的皱纹重叠在一起，满脸的忧伤由嘴角咧开来布满了整个脸庞，这是她常常在母亲的面部读到的情态。母亲被父亲暴虐的场面即刻触目惊心地浮现在她的眼前了，她似乎听见母亲绝望地一声一声地叫她秀儿。她坐不住了，她的心被母亲撕心裂肺般的叫声抓成了一团乱麻，突突乱跳。她离开了座位，低垂着眼，逃也似的从二楼上走下来，出了候车室。这时候，车站广场上已是行人稀少灯光很稠了。
马秀萍只顾走，茫然地从火车站广场上走过去，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西七路，走进了这条路上的一家招待所。
后来，马秀萍才回想起，当时她觉得这个招待所的门庭倒很体面，给人一种安全感，才毫不犹豫地进去了。她的身上有田广荣给她的三百元，这些钱是她一点一点地积攒的。她进去一问，住一个晚上五块钱，就住下了。
马秀萍打水时发觉，煤炉子上的蜂窝煤快燃尽了，就把拎在手里的洗脸盆放下，给煤炉子上换了一块煤。也许，是这个细小的动作引起了一个女人的注意，这女人是招待所的承包人。第二天，马秀萍要走时，女人问马秀萍要去哪里。马秀萍说她不知道要去哪里。女人大概从这句话中嗅见了什么，她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