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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祝永达将入党申请书交给了田广荣。
祝永达记得很清，在初中三年里，他总共写了三十六份入团申请书。递交最后一份入团申请书是在一个月色狰狞的晚上，上毕晚自习，他将入团申请书交给了团支部书记。没几天，团支部书记将申请书退还给了他，这个脸庞窄长、嘴巴开阔的女同学用尖利而干燥的声调对他说，支委们认为，你还不够条件，原因是还没有和剥削阶级划清界限。毕竟是第三十六次了，伤害的利刃也算被磨钝了，他很平静地接过入团申请书，当着这位团支部书记的面，撕成了碎片。
不是他没有划清界限。这个界限，他永远是划不清的；不是他条件不够不能入团，而是不准他入团，他就是划清了界限也未必让他入团。写了三年申请，从初中一年级写到三年级，他恍然大悟了：他是地主成分，还入什么团呢？能有一口饭吃，能活着就万幸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句话不过是印在纸上的十个铅字，是某些人讲话时使用的措词，是做领导的人随意做出的一个姿态，这姿态和人打了一个哈欠没有什么两样，他却认了真，相信了那句话。那时候，他毕竟才十五六岁，太年轻太单纯太幼稚太可笑了。事过十几年后，他想，他为什么要那么迫切地要求加入共青团呢？是为了要求进步？是信仰共产主义？是为了谋求什么利益？当时，他只是被一种虚荣所驱动，只不过觉得入团是很光荣的事情，他不像现在要求入党，目的很明确。
支部大会表决的结果是：同意祝永达入党。到会的四十三个党员，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包括田水祥在内。有几个老共产党员站起来发言，说他积极肯干，能全心全意地为贫下中农服务，而且举例说，正月初一他也背着出诊包去钻猪圈、钻羊圈，为贫下中农的家畜治病。党员们说，他乖巧顺溜，不是鬼豆豆子，也不是瓷锤子，不论谁到大队里办事情，他都是笑脸迎送，谦和得跟先生一样。有一个女党员说，有一次她去磨面，架子车拉到半路上拉不动了，是祝永达帮她拉到六队去的。坐在角落里的祝永达听到这些话，只是觉得想笑。这是一个严肃的场合，他不能笑。原来，做到这些，就够一个党员的标准了？这使他反而觉得心理上没有得到最大的满足，仿佛一个大人和小孩子比赛谁的力气大，他赢了，却赢得不荣耀。他一想，坐在这里的都是些农民，他们的嘴里倒不出装扮得很华丽打磨得很光堂的语言。他们都是实话实说。再说，作为一个农民，现在，也不需要你去堵枪眼炸碉堡。也许，每一个人入党时，都要得到一番这样的评价和“褒奖”，就像田水祥那样的党员，你用什么样的话语评价他呢？你能说他好在哪里呢？他应该满足才是，只有他觉得满足了，才能对得起田广荣为了他入党所费的那番心思。为此，他应该感激田广荣。
预备期满后，祝永达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给他当过团支部书记的女同学。他得知，这个女同学在田禾营公社里的供销社当售货员，他就骑上自行车，来到了十五公里开外的田禾营公社。十几年未和这个女同学见面，女同学还以为他要买什么紧俏物资。
“不，我啥也不买。”他说。
“你说，只要我能办得到。”
“真的不买。”他笑着问女同学，“你是党员吗？”
“不是。”
因为他问得太突兀，太激动，女同学觉得蹊跷：买东西和不买东西与入党有啥关系？
“写过申请没有？”
“写过几次，没批准。”
“我入党了。”
“是吗？”
女同学的轻淡和平静使他觉得他来找她的意思不大，他得重重地刺她一下：
“你出身那么好，咋能没批准呢？”
女同学似乎听出了他话中的味儿不对，就说：“没批准也不影响我的吃饭睡觉。”
“哈哈！”祝永达爽朗地笑了，他从来没有这么放开喉咙笑过。他已感觉到了女同学的无奈。他满足了，心里舒坦得跟鸡毛扫一样。他想听的就是这句话。既然不影响你的吃饭睡觉，你为啥要写几次申请呢？
“我们这里还有些凭票供应的缝纫机，你如果需要，就言传。”女同学依然诚恳地说。
“不，我啥也不需要。”
“你是专程来告诉我，你入党了？”
“是呀。”
女同学也笑了：“有这个必要吗？”
“有，咋没有呢？”
从田禾营回来时，他才觉得这一段路程不算近哩。他骑得满头大汗。
十
田广荣窝着一肚子火气走出了南堡公社大门。
公社里召开各村支部书记会议，议题只有一个：汇报落实政策的进展情况。全公社十一个生产大队，其他十个大队的工作已基本结束，唯独松陵村进展不大。当着乡村两级干部的面，公社党委书记江涛用很严厉的口气批评了他，这个年轻人给他一点儿情面也不留，一点儿也不在乎他是做了几十年基层工作的干部，一点儿也不在乎他是凤山县唯一的一个曾进京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先进分子。江涛说话时，目光紧紧地盯住对方不放，用眼睛压迫对方，使对方感到震慑。江涛就是用这样的目光把田广荣紧逼，严肃地问田广荣：为什么落实政策这一工作在松陵村开展不下去？是干部抵制还是群众有情绪？如果是支部领导想搞另一套，那是不行的！江涛的意思是，如果你不愿意干就让开位子，能干的人多的是。江涛不是就事说事的，江涛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不能不使田广荣警惕了，他不得不给江涛认了错，并当着几十个乡村干部表了态：十天之内，结束这项工作。
对于落实政策，田广荣是开了会做了布置的，领导小组有了，专案组也成立了。祝万良、祝永达他们把底子查清了，列出了清单，田广荣就是不去落实，他想拖一拖，能敷衍，就敷衍过去了。几十年的经验告诉他：上面布置的许多事情都是前紧后松，跟白雨一样，一阵子就过去了。不是马志敬、田水祥他们有情绪，而是他想抵制。在他看来，落实就是否定，对过去的否定，对他几十年的所作所为的否定，这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他从感情上接受不了。落实也等于把固有的秩序打乱了，他想要的不是几间房子，几件家具，而是秩序。他忠实于固有的秩序，眷恋着固有的秩序。秩序的打乱使他心痛。没有想到，江涛的口气那么硬，对这件事看得非同小可。他真不理解，江涛那样的人为什么和以前决裂时是那么坚定？也许，江涛心里也有苦楚，不表露而已。他已看出，不是松陵村一家，不是他田广荣一个人就能顶得住江涛的，他不能因为这件事而丢了位子。能识时务者乃俊杰。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他必须很理智。他在心里说，江涛，你太小看我了，咱走着瞧吧。在回松陵村的路上，他已想好了该怎么办。
回到松陵村，田广荣当即召开干部会，布置这项工作。他一经表明态度，几个生产队的队长就嚷嚷开了，第七队的队长田得安说：“马世明的楼房我们拆来盖了饲养室，把房子退给他，十几头牛在哪搭喂呀？”田水祥也跟着起哄：“祝义和家里的厅房是生产队里的仓库，仓库里还有十几石粮食，把房子退给他，那些粮食咋办呀？”田广荣一言不发，闷下头抽烟。等大家嚷嚷够了，他捻灭了纸烟，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