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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洋漆漆的一锭黑，棺材内和棺材外面吊上了２００瓦的灯泡儿，进行烘干。
下午，祝义和拿了一把笤帚，扛着一把铁锨，进了公坟地。他下到墓穴中，拿铁锨把残留的碎砖头渣和石头渣清理了出来，用笤帚把整个墓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爬上了墓穴。这项工作本来该由永达来做，可是，他不放心，自己动手来干。坐在墓穴口，老汉流了一阵子眼泪。
黄菊芬刚去世那天，祝义和就打发族人给亲戚们报了丧，散了孝布。他特别叮咛自己的两个女儿祝永梅和祝永婷，要给外孙子做一身孝衫，要娃们给他们的妗子穿白戴孝。他给几家的亲戚都叮咛：儿媳没有子女，晚辈们一定要给她穿白戴孝。
吹鼓手也是祝义和打发人请来的。
悲凄苍凉的唢呐声从安葬的前一天下午一直吹到安葬的那天午后，低沉忧伤的哀乐把整个松陵村吹得流泪了。似乎是，人生的悲凉和庄严全都交织在哀乐声中，这哀乐声把不少庄稼人吹灵醒了，好像他们自己的人生、生命和生活与这音乐有着丝丝缕缕的牵挂；似乎是，当人们从人世间离开时，留下的只有那能够唤起使人悲痛不已的哀乐声了。悲伤的气氛笼罩在整个松陵村，尤其是那些扯着棺材上的几丈白布啼哭不止的娃娃们，惹得松陵村的女人们不住地淌眼抹泪，扼腕叹息。
当天傍晚，祝永达从墓地里烧纸回来之后，祝义和拿着一卷子烧纸，进了公坟地。老汉一进儿媳的新坟地就“哇”地一声哭了，他扑在儿媳的坟前头，点上了烧纸，一张一张地烧着。他一边抹眼泪一边用树枝儿拨弄着纸灰，那纸灰在坟墓上空不停地飞舞、飞旋、飞翔、飞跃。纸灰并没有带走老汉的哀伤和哀痛。老汉从内心里疼爱这个言语不多、柔弱腼腆、一副病容的儿媳妇。他目睹着儿媳妇在这个家里受了四年疾病的折磨。他不止一次地责备自己，不该让儿子和黄菊芬完婚，他明白，这桩婚姻加快了她离开人世间的速度。他把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痛心地谴责自己痛骂自己折磨自己。几天来，强忍着悲痛，把满腹的心事深藏着，一口一口地吞咽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楚。
说起来，当初，祝义和也是出于无奈。
祝永达刚过了二十岁，祝义和就开始给他张罗媳妇，在松陵村，像祝永达这样的地主富农的娃，打了光棍的有好几个。祝义和也试图让祝永达到山里去给人家当上门女婿，但作为父母的独子，祝永达宁肯没媳妇也不愿意离开父母亲。祝义和两口为儿子的媳妇犯愁，他们一提起来就叹息不止，愁眉不展。祝永达二十一岁那年，祝义和将上门要饭吃的一个甘肃寡妇领进了家门，这个大祝永达六岁的女人在家里只睡了两个晚上，还没等圆房，就被田广荣派的几个民兵赶走了。
在祝义和很无望的时候，他在县城街道上碰见了和他在县城小学读过书的同学黄炳仁。黄炳仁一九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回家当了农民。两个人已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相互说起了自己的生存状况，祝义和就把儿子没有媳妇的事说给了黄炳仁，黄炳仁听罢后说，你不嫌弃，就把我那女儿给你儿子。祝义和一听，急忙说：“我还嫌弃啥？儿子眼看要打光棍了。”黄炳仁实话实说：“我的女儿有心脏病。”祝义和就问：“要紧不要紧？”黄炳仁说：“那是慢性病，时好时坏的，看起来倒不像个病人。”两个同学就在街道上订了儿女婚事。没几天，祝义和两口和儿子一同去马江公社黄炳仁家相亲。看面相，黄菊芬是个乖巧的姑娘，确实不像个病人，她脸上有气色，也长得端正。祝永达对黄菊芬的第一印象不错，这门亲事就订下了。一九七六年正月初三，祝义和给儿子完了婚。假如，这女孩儿和祝永达不结婚，是不是可以多活几年？祝义和去问他的侄儿祝正平，他要祝正平给他实话实说，祝正平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但意思是那样的。他一听，越发觉得，这件事他做错了，为了他的儿子，他使这女孩儿早早地走上了不归之路。
祝义和看着久久不肯落地的纸灰，悲痛万分，老泪纵横。他越哭越伤心，越伤心眼泪越多，以至匍匐在地，双手抓住黄土，大哭不止。
一直到暮色浓重了，祝义和才摇摇摆摆地回到了家。吕桂香一看祝义和脸色很难看，就劝他节哀。祝义和嘶哑着声音说：“我把心里的事全倒出去，就好些了。”吕桂香说：“娃就是那瞎瞎命了，刚不讲成分了，她还没活好人哩，老早就走了。”祝义和感叹道：“人是一节一节活，谁一辈子也把好事占不尽。”
七
松陵村要唱大戏了。大人小孩子们在街道上奔走相告，尤其是那些碎娃们特别高兴。老戏（古装历史剧）从一九六六年停演到一九七九年已有十三年，娃娃们还没有见过老戏是啥样子，未曾目睹吹胡子瞪眼提袍甩袖和舞枪弄棒的场面。当年的戏迷们也都渴望能看到一台秦腔（八本样板戏早把庄稼人看烦了）。唱大戏的事是田广荣提出来的，他提出在村子里唱大戏不仅仅是为了让庄稼人高兴高兴。舞台是他搭起来的，他要借别人的戏唱出自己的调子来。
田广荣把十个生产队的队长召集到大队办公室商量唱戏的事，生产队长们不知道田广荣心里的渠渠道道，只是觉得几十年没唱戏了，这台戏一定要唱。唱戏的日期定在阴历九月十三日，村里的关帝庙会那天。几名会长（管事的）是临时从各生产队抽调的，给戏子做饭的厨师和烧水打杂的也由各生产队摊派。田广荣提出来由祝永达负责采购和管理账目。第三生产队的队长田水祥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说：“松陵村那么多贫下中农的娃，都闲得呻唤哩，为啥要叫地主的娃来管账？”田广荣一听，用威严的目光将田水祥压住，叫他坐下。他不无讥讽地说：“水祥，你刚才是睡着了，还是灵醒着？现在还张口闭口地主富农？人家娃是社员了，这是一九七九年，不是一九六九年，你没睡灵醒，把眼皮上的虮子捋干净，回家睡觉去。”田广荣的话刚落点，田水祥站起来了。他的个子瘦高瘦高，高粱秆一般戳在会场，那张窄脸上的神情严肃了，本来就凸出的眼睛一鼓，嘴角撇了撇说道：“一九七九年咋了？一九七九年就该叫地主富农翻天？”马志敬说：“水祥，有话坐下来说，站起来干啥呀？”田广荣一句话也不再说，他点上了一支烟，慢悠悠地抽了一口。会场上出现了短暂的沉默。田水祥坐下了。他掏出了一张揉皱了的本子纸，撕成两半，开始卷烟，干瘦的手指头将纸卷成喇叭状，倒上旱烟，右手的三个指头捏住喇叭状的顶端，转了几圈，一支烟就卷好了。他将卷好的烟叼在嘴角，点上了火。这时候，七队和八队的生产队长也在嘀咕：叫祝永达管账恐怕不合适。田广荣一看，说：“既然大家有意见，就叫田水祥来管账。散会。”田广荣手一挥，叫大家走。马志敬出来打圆场：“我同意田支书的意见，叫祝永达管账。”其他的几个生产队长都不知道田广荣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他们都明白，田广荣不是晃晃悠悠的冒失鬼，他做任何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头脑里的沟沟渠渠比别人多得多，不然，几十年来，搞了那么多运动，都没有把他撂翻。田广荣一旦主意已决，就不可更改。叫祝永达当会长，是他思考再三才做出的打算：他明白，将祝永达拢在身边，就等于将松陵村几十户地主、富农出身的人拢在了身边。过去，他对这些人太苛刻；如今，他要显示出自己的大度、仁慈来。他先给祝永达一个“会长”当一当，看他娃能不能识时务，能不能对他百依百顺。这才是他的用心。田水祥当然是看不出他心中的旮旯角落里堆积着什么东西。参加会议的各生产队干部都同意把祝永达抽调到大队来当会长。田广荣说：“水祥，就这么定了，你同意不同意？”田水祥说：“你是支书么，你说了算。”田广荣说：“你以为你是支书，得是？我就是要说了算！”田广荣愤然骂道：“你真是一只瞎眼狗！连个眉眼也看不来，跟上胡咬。”大家轰然而笑。田水祥没再龇牙。
大队长马志敬把祝永达叫到了大队办公室。马志敬四十多岁，中等个子，诚实和忠厚就写在他那厚厚的嘴唇上，写在他那微塌的鼻翼两旁。他说话干脆，声音浑厚。他给祝永达说了田广荣叫他当会长的意思。祝永达在生产队连个记工员也没有当过，他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一时还拿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