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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中广”所有的节目里，突然听不到孝慈的声音，《中央日报》上也读不到孝慈的文章。当时孝武是“中广”总经理，旁边的人要如此封杀是轻而易举的。我在“外交部”任职，有关我的新闻报道，大多是和外宾在一起的活动，孝武的朋友很难干预。直到一九八八年父亲经国先生过世之後，这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情况，才得以缓和下来。
那段日子每遇到类似排斥和打压时，就感到十分无奈，但在下意识里，反而成了上进的动力。有天孝慈感触很深地跟我说：“我们是被欺负大的！”那几年里，虽然我们看到孝武、孝勇呼风唤雨坐拥权势，却从未妒忌过他们，因为很容易看得出来那种权力的基础是薄弱的，很难持久，它只源自於一个人 担任“总统”的父亲。一座高楼，是可能一夕倾倒而变成废墟，历史上以及许多民间故事里，这种例子实在屡见不鲜。
虽然同父异母的兄弟一度对我们不甚友善，但我们从未心生怨怼，只有敬而远之，尽量躲他们远一点。我们很能理解他们的心态，他们容不下这对“庶出”之子，是很正常的，如果设身处地，我们说不定也会犯下同属人性弱点上的过失。
思母抑郁终不起
孝慈後来身体变坏，和长期不舒坦、不开朗的心境有关。我真正警觉到他身体出了问题，是在一九八九年叁月，他打电话告诉我，一个月前的农历新年假期，他独自到一间庙里去住了几天，有天夜里突然胸部和胃发生绞痛，痛到几乎在床上打滚，冷汗直冒，忍到天亮，情况才缓和下来，隔天就回家了。我一听，就要他去大医院检查，若不是胃有问题，就可能是心脏出了毛病，千万不要等 视之。他却不以为意，始终未去找过医生。万万没想到不到几年，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竟然在北京因脑血管病变，就此不起。
当时孝慈一行投宿在北京友谊宾馆，事发当天清晨八点多，同行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家瑞在餐厅久候，不见孝慈下楼用餐，於是上楼敲门，久久没人回应，转而打电话进去，也没人接，警觉到情况不妙，立即找来服务员破门而入。一进门，惊见孝慈穿着睡衣，盖被仰卧在床，早已不省人事，棉被上还残留着几块褐色的呕吐物渍，瞬即召来救护车紧急送往中日友好医院急救。经诊断系脑干出血，最严重的中风！
接到噩耗时，我正以“侨委会”委员长的身份访问美国，在波士顿出席欢宴，晚上十点回到饭店就接到程家瑞来自北京的电话，震惊悲痛之馀，决定中止行程，拟即刻从美国径飞北京，只望能尽速赶到医院陪他。
人道特许赴北京
当时两岸间的实质交流，方兴未艾，根据“台湾地区人民进入大陆地区许可办法”第五条规定：“禁止公务人员赴大陆地区奔丧、探病”，我身为“阁员”，自在被禁之列。我心急如焚，当晚在波士顿十一点多，正是台北中午时分，我先试图向“行政院”院长连战请示，他正在“立法院”备询，无法接听电话；我转而向李登辉报告这件不幸的事，他也是一惊，我表达想尽速飞往北京的愿望。後来再次电话联络连战的幕僚转报，请能同意我在此特殊情况下前往大陆。连战随即在“立法院”提出基於人道考量，建请特许我飞往大陆专程探视孝慈，当即获得在场朝野“立法委员”一致支持。
隔天，台北时间十五日，“行政院”宣布“基於人道立场，同意‘侨委会委员长’章孝严以个人身份前往北京”；对连战排除困难，破例放行，令我感念不已。一获知台北放行，我即从波士顿飞洛杉矶转搭国泰○○五班机返回台北。
十六日清晨抵中正机场，美伦已在入口处等候，遇此变故，感慨万千，相拥落泪，她还为我加油，要我振作，侄女友菊也在机场等候。孝慈出事当晚，弟妹赵申德即由劲松陪同搭二十时叁十分班机飞港，隔日上午才转乘港龙九○○班机飞北京。我一抵台北即在机场转机前往大陆，只比申德迟到北京一天，一路同行的还有海基会副 书长李庆平。十六日下午叁时二十分抵北京机场，大陆海协会副 书长刘刚奇和北大罗副校长均在机场迎候。
当看到前来接机的劲松，我哭了出来，没想到孝慈命运会如此乖舛？怎会舍得心爱的一对子女？他一生都在颠簸崎岖、充满不平、不公的路途上奋力打 ，几乎没有喘息的片刻，到头来，他又真正得到了什麽？如今却被病魔一拳击倒！
他吃了不少苦，为的无非是想要很光荣地、抬头挺胸地做一个蒋家之後，但是他想回蒋家的愿望，一直到临终，都未能实现，这是他最大的遗憾和不甘。後来孝慈在荣总临终时，我看见他眼角挂着一线泪水，我含泪用手将它轻轻拭去，我晓得他心中挂念的是什麽，我也清楚，那一线眼泪是为何而流。面对孝慈没有血色、苍白的脸，我告诉他请安心地走，归宗的事，我不会放弃！
心碎北京行
在飞往北京途中，友菊坐在我右手边靠窗的位子，一路上不发一语，仅短短一两天，她像是成熟了许多，显得那麽懂事。飞机快降落时，因为已是寒冬，她自己悄悄地拿出手提袋里的毛衣、围巾、手套、一一穿上，看得我好辛酸，心里想，这麽乖巧的孩子，父亲却可能快要走了，不能再照顾她，不能再替她披上毛衣、不能再对她嘘寒问暖了。孝慈若是有知，该多麽痛心？
下午四点半自北京机场驱车抵达孝慈卧病的中日友好医院，门口挤满两岸及国际媒体；我由左副院长引导，随即前往病房探望孝慈。进到病房前，申德把我拉到一旁，单独谈了十几分钟。她说医生告诉她，孝慈是脑干出血，无法动手术，她心里有数，他几乎没有好转的可能，若只设法维持生命，也将成为植物人。孝慈从前曾在无意间告诉过她和孩子，将来若有什麽意外，他宁愿选择安详地结束生命，不要变成植物人云云。我点点头表示了解，但总要再尽力看看，万一不成，则尊重孝慈的意愿。
五点多，进入加护病房，孝慈躺在病床上毫无知觉，我轻声唤着他的名字，他双眼紧闭，没有任何反应，嘴、鼻都插着各种导管。看到从小一起长大的孝慈，竟然变成这种景况，心都要碎了，我泪流不止，一下子想到了可怜的外婆、母亲……，如果她们天上有知，该多麽心疼。申德望着孝慈，淌着泪喃喃自语地跟我说：“孝慈一生到现在，从来没有真正快乐过，一直活在压力和无奈的情绪当中，唯一能让他高兴的，只有由他自己一砖一瓦独力建立起来的家庭！他爱孩子，孩子更爱他……”
桂林祭母祈愿
我想到葬在桂林的母亲，不管是否迷信，我觉得一定要去一趟，求母亲能够保佑孝慈好起来。我和申德商量後，便由李庆平和刘刚奇陪同，於第叁天十八日上午飞抵桂林，经安排在下午叁时，驱车来到离桂林仅二十分车程，座落在市郊凤凰岭的母亲墓地。
我含泪将我和孝慈两家九口的照片放在墓前，随即焚香祭拜。这是我第一次回到桂林，也是第一次向母亲上香，却是由於孝慈发生意外重病而来，心情激动万分，跪在墓前，低声祈求母亲务必帮助孝慈苏醒过来，能够继续为祖国服务、为家庭子女打 ……我早已满面是泪，难以自已。
在我这次到桂林前不到一年，一九九叁年九月五日上午九时，孝慈依照当时有关规定，辞卸了“国大代表”及国民党中央委员等党政职务後，以单纯的大学校长身份，获准赴大陆扫墓，来到母亲坟前。当时，也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与报道。孝慈抵达当天，天气非常晴朗，隔天扫墓时却乌云密布，倾盆大雨。当孝慈哭着跪在地上，念着亲自撰写的《祭母文》：“……两家九口独我来斯，外婆吾父魂应相随……”顿时倾盆大雨，衣服湿透，脸上泪水和雨水混杂难分，在场不少人跟着掉泪。事後很多人都追忆说，孝慈的孝心动天，老天都陪着落泪。
北京方面对孝慈的医疗照应，是尽了全力。中央高层领导指示中日友好医院立即成立医疗小组，包括来自协和、北京等一流医院二十多位脑神经科权威，由左焕宗副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