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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病僧在《上海痛》一文中写道：“不见夫未饮黄浦水者，规行矩步如故也，一履其地，每多抑华扬洋，风尚所趋，不转瞬间，而受其同化，生存之道未效，而亡国灭种之态维肖。吾有见夫北京人之气习多官气，故以充官奴为荣，而上海人之气习多洋气，而以充洋奴为荣，而其实则充卖国气以陶铸卖国奴也。”（①载于《民立报》1911/6/13）这里的“充洋奴为荣”、“充卖国气以陶铸卖国奴”指的无疑就是上海男人。又如秦镜在《上海社会之魔力》一文中写道：“中国之二大都市，一曰北京，一曰上海。北京者，升官发财之机枢也，上海者，醇酒妇人之渊薮也。故予尝有言，留学生一过黄海则热血变为凉血，再过渤海，则凉血更变为冷血。”（①载于《民立报》1911/9/12）还是《民立报》上，有位署名“峰”的作者对上海大加颂扬，称上海为新文明的志士英豪角逐之地。“以人才荟萃之地，而其数又若是之多，宜乎大实业家、大教育家、大战术家、大科学家、大经济家、大文豪家、大美术家，门分类别，接踵比肩也。”（①载于《民立报》1910年12月10日）到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由姚公鹤撰写的书，名曰《上海“闲话”》，据记载，作者系常州人，长期在上海的新闻和司法部门工作，有宏阔的文化眼光。他讨论上海与近代文明的关系，认为“上海者，外人首先来华之根椐地，亦西方文化输入之导火线也”。他认为上海与北京是中国两大中心，一为社会中心，一为政治中心。书中多有高见卓识，为同时代他书所罕见。我在查阅资料中未见找到姚公对上海人发表什么宠论，故无据可载。真正对上海人“开骂”的应该还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后。正当年的郭沫若评价上海人是“游闲的尸，淫嚣的肉，长的男袍，短的女袖，满目都是骷髅，满街都是灵柩，乱闯，乱走。我的眼儿泪流，我的心儿作呕。”（①郭沫若：《上海印象》）陈独秀也在《新青年》上连连呼应。说上海“奸商充斥，社会龌龊，算盘声，铜钱臭”云云。（①《上海社会》）同时期有一位叫“一之”的先生，据说此人旅过欧又旅过美，经历十分复杂，人称“海归派”，一之先生回国后立马卷入了声讨上海人的行列，而且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列数了上海人的23条“罪状”发表在《申报》上。不论这23条“罪状”有多少是“罪有其实”，但笔者读来，其中有些东西还是有一定鞭挞意味的。笔者不妨举出几条，也请现今的上海人对个号，看看是否有其座：一如“无事聚立闹市路口，漫无目的闲看”；一如“易于动怒，为琐事争执”；一如“沽名钓誉，好出风头”；一如“到处隔膜，虽为邻居，形同路人”；一如“对于学问、艺术，优异者少，平庸者多”；一如“只知模仿，最喜用‘新’字，一店一物，只要有价值，总爱标‘新’，若言书籍，凡属名著，必有人依样仿造，‘新’字之外，更有‘后’字、‘续’字等巧立名目”；一如“有主张无办法，思想发达，口齿伶俐，但具体解决问题，则多无切实可行的办法”云云。值得一提的是，一之先生在对上海男人的诟病中，有很多的习性迄今仍未见有什么改观，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比如将模仿自诩为“新”，现在的上海男人就还很热衷。不过，一之先生倒挺会“做人”。他在诟病上海人部落的同时，也没忘了不痛不痒地附加一些肯定性的评语。诸如“有创导之功能”、“女性爱参加社会活动”，等等，但就没见到一条对上海男人稍稍留点儿面子的肯定。再看看他所数列的“罪状”几乎都与男人有关，以此可以推断：如果当年一之先生对上海人还能略微有些好感的话，那一定不是给男的。我想一之先生一定不受上海男人的欢迎，所以，他的沪上行也是短暂的。
三四十年代“海派男人”浮出水面
舆论界对上海男人发起的第二波围剿当属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这时期的“围剿”因为由左翼作家的“加盟”，而显出浓郁的忧国忧民的文化批判味。先是由沈从文挑起的关于京派、海派的论争，接着是在北京（原为北平）的《新中华》杂志开始公开的讨论。一时间，有关“京派”、“海派”诟病之争为当时世人耳熟能详。沈从文认为，“海派”说到底就是“因为它承袭着一个带点儿历史性的恶意，一般人对
于这个名词缺少尊敬是很显然的。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①沈从文：《论“海派”》，1933年）而鲁迅先生则是将“京派”与“海派”通过形象生动的比较，借“京派”之眼来隐贬“海派”是无文化可言的。他说：“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兰芳博士，戏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贯，则为吴下（①指苏州；梅兰芳的原籍应是江苏泰州）。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①《“京派”与“海派”》署名栾廷石，1934年）虽然沈从文和鲁迅在提“海派”时都没有加上“男人”二字，但凡人读之便晓：若非男人，又能是谁呢？继“海派”讨论之后，同在1934年，《新中华》以《上海的将来》为题广向文界征文，收到文章百余篇，茅盾、郁达夫、王造时、章乃器、沈志远、孙本文、吴泽霖、李石岑、林语堂等许多著名学者、文人撰文应征。征文名为谈“上海的将来”，所收之文，无一不鞭挞当时上海人初现于洋人面前的那种有损中华民族风骨的奴性与媚骨，以及对自己本民族的骨肉同胞反而恃强凌弱、自身相煎的现状。用于光远先生的话说，征文“一半以上是从民族主义出发，批评上海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策源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对华经济侵略之大本营，是洋化的丑恶的世界，所用的词汇有吸血筒、剥削阶级的压榨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策源地、军阀老哥倾销中国的拍卖行、中国畸形发展的象征、国际殖民地的都市、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对华经济侵略之大本营”。（①于光远《上海“闲话”》）而另一半则是揭露那时期由一些本土的男人组织起来的帮会，如青帮大亨杜月笙、流氓大亨黄金荣等，他们将上海的地痞们笼在一起，充当洋人买办资本家的帮凶，替洋人压迫中国人，使得整个上海社会乌烟瘴气。文人学子无出头之日，要找出头之日，就不得不硬着头皮、奴颜婢膝地成天跟在洋人屁股后面转。应该说，由于不少左翼作家的加盟，使得《上海的将来》征文在社会上乃至上海男人的心中都形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力。有人认为上海的男人有点儿“四不像”：不像洋不像土，不像男不像女——主要表现在见了洋人点头哈腰“像雌类动物”，见了本土人便“洋洋得意”，恨不得自己就是一个洋人，“像雄性动物”。而后来的于光远先生则对上海男人的“四不像”也发表了他的见解。他把这种“四不像”归咎于种族混合，然后说：“种族的混合，血液的混合，自然产生出一种混合的文明，崭新的文明……中西通婚之渐多与杂种子女之增加，是其表征。将来的文明，或者不单是中国的文明，便创造在这些杂种人手里，而这些人亦渐露圭角了。”（①于光远《上海“闲话”》）一位署名“钱芝君”的作者在他应征的作品中就用一连串贬义词，称“上海就好像黑炭球一团，尽是黑暗、丑恶、污浊、悲惨、紧张、失望、眼泪、鲜血、尸体”。上海的一个个男子汉们，从小开到阿飞，从青红帮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