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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食堂的饭吃多了光想撒尿，后斗争李绍清，因为他偷吃了牛料，致使牛饿得用人抬才能站起来，接着斗争李风颜，因为他在裤裆里藏了一个红薯带回家。直斗得三个人夜里翻院墙偷跑回家，民兵们持枪追到家中，又用绳子拴成一串，押回教养队，斗了个死去活来。土山大队的劳动教养队开饭时，坏分子杨保全说：“这饭喂狗狗也吃不饱。”不久汇报到干部那里，当天夜里被打得死去活来。常韩村的胡天玉算是硬骨头了，在村子里已经被斗争了十几场，弄到教养队后，仍然是一肚子的不服气。袁队长让他修厕所，他说：“吃八大两，没劲，干不动。”袁队长大怒，伸手打了他一耳光，胡天玉吐掉嘴里的血，说：“袁队长，你不是人。”袁队长发动全体人员开斗争会，胡天玉被打倒在地，仍然说：“袁队长，你不是人。”袁队长大怒，让炊事员把饭做稀点儿，把馍做小点儿，非饿得这些坏分子灵魂出窍不可。果然，喂牛的赵振堂把牛料偷吃了个精光。尚天友半夜里钻到伙房偷馍吃。２３个坏分子就有１４个饿得全身浮肿，爬不起来。坏分子宋加文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当袁队长再次召开批判会时，全教养队已经无人可批了，能挨批判的人已经站不起来，批判别人的人已经没有了说话的气力。于是，土山劳动教养队只得向公社党委汇报：“目前，今后两天的批斗对象还没确定下来。”
有当年流行的顺口溜为证：
教养队真正好，身上有灰洗洗澡。灰洗净，思想好，不破坏，不造谣。生产积极干劲高，后补社员摘了帽。管制生产也取消，入队群众急着斗。出队人人拍手笑，都说斗得有成效。
一片喊斗声
１９５９年的河南，适逢水旱交加，粮食大幅度减产，农民们斗了旱魔斗水患，实际产量才２１０亿斤。但省委书记吴芝圃是不管老天爷算老几的，偏要把灾年当成大丰年，并在全省开展“到底是灾年还是丰年”的大讨论。结果在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重压下，硬是估产４５０亿斤。秋后，“共产风”又刮了起来，还夹带着疯狂的“反瞒产”。这一回可不比１９５８年，哪一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像土改斗地主那样挨斗；哪一个农民交不够征购任务，就会被捆绑起来吊打追逼。
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阳地区，在地委书记路献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许多县的县委扩大会成了斗争大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洪福，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洪福头发连头皮一块儿撕下来，活活地打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死４０多个农民，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动手打人者占９３％……庐山会议后，从１９５９年１１月至１９６０年７月止，河南省信阳地区在反右斗争、追逼粮食中，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１７７４人，３６人死在狱中，拘留１０７２０人，其中死在拘留所的６６７人。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处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后来，河南省委向中央检讨，也称这个时期的信阳地区“一时间成了一个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处于急风暴雨中的岈山人民公社风雨飘摇，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辉煌使得岈山人民公社在反右倾、反瞒产中更是冲锋陷阵，一马当先了。
尽管１９５９年的岈山区连续在秋季７０天没有下雨，旱得田地龟裂，禾苗枯焦；尽管人们夜以继日地奋战在田间地头，流血流汗地抗旱，老天爷仍毫不客气地使岈山区的秋作物大幅度地减产，使得本来就紧张的粮食更加紧张起来，自古以食为天的人们更加惶恐不安，可是人民公社的英雄好汉们不怕这些，打的粮食少不怕，只要吹得多就行。于是，又一桩辉煌的壮举诞生了：在总路线光辉照耀下，虽然曾受到严重的干旱，但岈山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和各项副业生产都获得了飞跃的发展……作家李二次欣然登临岈山，慨然感叹：只有人民公社才有这样翻江倒海的回天力量，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使人在自然面前昂然屹立，做自然的主人。作家在采访的路上还碰到了一个叫王宪三的老汉，他拿着一棵豆子对李说：“你看，这一棵就结了１４００多个荚，我活了六七十岁了，从我记事，我们这里哪一年旱灾也没有今年旱得很，可是哪一年也没有今年庄稼长得好。从今以后啊，我们啥都不怕了！”
创造了如此伟大的奇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人民公社的领导人———陈丙寅红极一时，被上级派遣组成中国岈山人民公社农业代表团，出访印度新德里，到国际上去宣扬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接到通知后，放牛娃出身的陈丙寅简直有点手足无措了，忙着量体做出国礼服、学习出国礼节、准备出国讲话材料，直到坐上飞往新德里的飞机，陈丙寅还觉得头脑有点晕晕乎乎哩。
前来接替陈丙寅任中共岈山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的遂平县委宣传部长郭书志，一到岈山，第一个印象就是群众家家户户都没了粮食。４０年后的秋天，我去采访郭书志，当年讲话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宣传部长变得老态龙钟，那张小白脸上爬满了岁月的皱纹，但思路相当敏捷，一提到岈山１９５９年冬季的情况，郭书志就说：“我接任时陈丙寅出国了，社员家里粮食早已被征购一空。”似乎，征购粮食与他无关
郭书志缓缓地说：“１９５９年的冬天，冷得早哟，一场苦霜挨着一场苦霜，地里早就没有什么了。麦子种得晚，出土慢，远远的只能望见黄黄的一片，近了才瞅见土坷垃窝里的麦芽。去楂岈山公社接陈丙寅的工作，我心里就犯嘀咕，没了粮食吃，群众的日子怎么过呀？心里想，可嘴上没敢说。那时候，都是看透不说透，说透就挨斗。有时候是我们斗人家，说不定一会儿自己就挨斗。正当我发愁粮食的时候，又接到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电话，又是催着我布置反瞒产工作哩。唉，明明群众已经饿肚子，可偏偏叫反瞒产，这瞒产可咋个反法呢？”
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火冒三丈，对着电话筒简直是在吼：“当前粮食工作中的两条道路斗争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大丰收是客观存在，是事实，不承认是不行的。楂岈山人民公社是闻名全国、全世界的地方，怎么也发生闹粮问题，这是思想问题，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狠狠地打击闹粮的不法分子。私分瞒产是普遍的，多数是在干部有组织有领导下进行的，他们藏粮食从天空到地下，从山坡到河沟，从村内到村外，这是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闹粮主要是思想问题，思想问题解决了，粮食问题也就解决了。要展开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极右派的斗争，不要手软，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把粮食挖出来。明天你们遂平县要组织一个挖粮报喜高潮，向地委报喜，否则，以违犯党的组织原则论处。”口气是蛮横的，但却代表着权威。
遂平县委岂敢怠慢，县委书记蔡中田晃着高高的身板，一头钻进漫天大雪里，急急忙忙赶往楂岈山人民公社，６０多里路一口气走到。一见到郭书志那张焦虑不安的小白脸，蔡中田就急匆匆地吩咐：“开会，召开三级干部会，快。”
不到半个时辰，蔫头耷脑的大小队干部被召集到公社大楼前的空场里，有的人披着蓑衣，有的人戴着斗笠，有的人头顶油布。蔡中田站在前面，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粮食问题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也表现了农民的自私自利，这说明没有共产党，他们是不能长期革命下去的。我们必须承认今年是大丰收年，下面没入库的粮食还很多很多，群众偷走的也很多。那些队长和会计的觉悟不高，常常串通一气藏粮食。我们要下狠心，穷追不舍把粮食挖出来，不留一点死角。注意打击敌人和落后分子，不能手软，更不能姑息迁就，该捕的捕，该斗的斗，谁有意庇护他们，就连他一块儿斗。”雪飘飘扬扬地下着，蔡中田头上、身上落满了雪，但他全然不顾。听众没一个敢动的，粮食问题把人搞得麻木不仁。
郭书志又讲了一通，宣布分组讨论，自报粮食。会议刚结束，大小队干部便炸了营，议论纷纷，周彦庄党支部书记周文点说：“这次一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