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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小麦打多少斤呢？后来，不断有人问我放“卫星”真的假的，我只好打肿脸充胖子，硬说是真的，亲眼所见的。那时候，你不说真的不中，谁唱反调打谁的右倾。
●为人民公社争光吹点有啥
坐在我面前的曹玉娥，已经没有了昔日的飒爽英姿，做了奶奶的她早已白发苍苍，和每一个山村的老妪一样度着晚年，从她身上你再也看不到当年的妇女队长的影子。她除了做饭，就是哄小孩，喂猪。提起放高产“卫星”的事，她摇摇头不乐意说，她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经过我再三解释，她才缓缓地讲起那３０年前的往事。
那年俺才２５岁，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在队里担任妇女队长。俺年轻时候，上进心可强啦，特别是看了电影《李双双》，俺就光想学着李双双的样子做。在队里干活，都是俺带着姐妹们干的。就说那块２亩９分地的试验田吧，是俺和队长陈世俊、副队长梁友仁、技术员陈根几个人培育的，开始定亩产２０００斤。种的时候，我们就想，如果不生着新法子打２０００斤不容易，过去我们都是五寸腿的耧种麦，两耧一垄，中间隔一条背垄。有人就提议，中间不留背垄，横着播一次种，竖着再播一次，麦子生长起来后都成了小方方格，不能下锄锄草，只能用手拔草。再一个就是多上粪，一车一车地拉肥，确实弄了不少，但也不像报上说的那样，弄了十多万斤肥料。
后来，麦子确实长得不错，大伙都说这块地非亩产千斤不可。正准备割麦的时候，社长钟清德回来了，把我和陈世俊、梁友仁、陈根几个人叫到大队，说是开个紧急会议，钟清德对我们说：“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希望大家都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办好事情。”停了停，钟清德又说：“上级叫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去放放，咱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哩，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不放‘卫星’会中？没有说服力，只有放了高产‘卫星’，为人民公社争了光，为党争了光，也为咱中国争了光。”
陈世俊问：“高产‘卫星’亩产多少算高呢？”
钟清德说：“至少３０００斤的亩产。”
大伙都觉得这数目太大，过去一亩地才打１００多斤麦子，一下子打这么多，大伙连想都没有想过。沉默了一会儿，钟清德说：“我看村头那块试验田的麦子长得不错，打打试试吧。”
我说：“再打也不过七八百斤。”
钟清德说：“大伙都想想办法，总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啊。”
大伙苦苦地思索了半天，就是想不出来高产“卫星”的放法，陈世俊最后说：“要想放恁大个‘卫星’，除非把那１０亩地的麦子弄到一齐打。”
钟清德一拍掌，说：“对呀，弄到一齐打不就中了吗？”
我说：“那不是哄人吗？”
钟清德看了我一眼，说：“玉娥，你这思想跟不上趟呀，没看如今啥形势？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哩，你还慢慢腾腾地走路。再说，这是为党争光，为人民公社争光的事，吹点有啥？要考虑政治影响。”
他这一说，大伙没人说话了。那年头，一提政治影响就吓人。最后，梁友仁说：“要是传出去咋弄哩？”
钟清德严肃地说：“你们分头开个会，告诉群众谁也不能说实话，任何人在三天之内不得走亲戚串朋友。谁传出去这是假的，就是给党脸上抹黑，就是败坏咱们人民公社的名声，就开群众大会辩论他。”
那天夜里，等村里群众睡了，我们就组织十多个人连夜收打小麦，把附近几块地的麦子也割下来运到场里，等天明群众起来下地割麦，试验田的麦子正套牛打场哩。我们几个积极分子在群众中造舆论，这回非打二三千斤不中。群众心里有数，知道是假的，可谁也不敢吭气。这一打，小麦高产“卫星”就放了出来。
大科学家的惊世论证
“卫星”上天以后，全国各地组织参观团到查岈山人民公社参观，纷纷打电报或写信表示祝贺。参观的人看罢麦堆、麦地，都从麦地里挖一把土，包一包，说是带回去研究研究。甚至不少农业科学家也前来参观，对放高产“卫星”大唱赞歌。
此时，全国各大报纸也大量地吹起来。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陈毅撰文宣传自己亲眼看到广东省番禺县亩产１００万斤番薯、６０万斤甘蔗、５万斤水稻的“事实”。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论证，如果植物能利用辐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３０％，稻麦亩产量就有可能达到４万斤。《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宣称：现在“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安徽、河南等省的报纸争相宣布自己已是人均粮食上千斤的省了。据《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３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发射的早稻高产“卫星”，亩产３６９００斤，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花生亩产１万多斤。
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发射”的中稻高产“卫星”，亩产量高达１３万多斤。
全国处在一片疯狂的吹嘘海洋之中。岈山人民公社的３８５３斤“卫星”只好望洋兴叹了。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１９５８年的秋天似乎耐不住性子早早地就到来了，不几天，高粱滚出红米，玉米甩出红缨，大豆不甘寂寞地摇响了金铃，红薯迫不及待地拱出胖胖的身躯。山民们早早地牵牛造场，磨好了镰刀，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岈山里早已是一派嗷嗷叫的跃进浪潮，似乎有了３８５３斤“卫星”壮胆，人们对于秋庄稼放“卫星”仿佛觉得是轻而易举的事。老天爷算个鸟！我们想让庄稼打多少就打多少，正如民歌里唱的那样：“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们就是玉皇，我们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遂平县委一班人也为这壮丽的前景所陶醉，在秋田管理时，就早早地预言：秋季丰收已成定局，大部分作物均有“元帅升帐”，“卫星”亩已普遍出现。于是就盲目估计产量，说，水稻预计亩产３万斤以上的１２４１６亩。一向易涝怕旱的芝麻，预计亩产２０００斤到３０００斤的２６９３７亩。平常年景亩产仅几十斤的棉花，被预计亩产皮棉千斤以上的也有１８１６．７亩。
悠悠４０年过去，如今我们用了不少先进科学措施，也没能使庄稼赶上１９５８年亩产的十分之一。难道当时人们都发疯了不成？
人们是发疯了。遂平县委在盲目估产以后，便以为真的高产“卫星”普遍出现了，秋庄稼将成群地放出“卫星”，就以此大谈起丰产经验来，说遂平县秋粮之所以获得高产，其经验主要是：遂平县委在夏种基本结束后，立即号召全县开展了秋田管理一百天的运动。
县委盲目乐观的姿态也影响了乡、社的干部，人们都跃跃欲试起来。文城乡五星公社红旗大队有２１．１亩芝麻，人们根据芝麻生长情况推算，每亩种４０００株，每株若有７个杈，每株可收１４两芝麻，每亩就可打芝麻３７００斤。这是平常年景芝麻产量的３０多倍呀！
和兴乡钢铁第一大队培育的４２亩棉花长势良好，地头上有一位群众在估产，每亩平均４０００棵，每株１００个棉花桃，按１００个桃拆１斤棉算，每亩可收皮棉５３３斤。
就在此起彼伏的高估产声浪里，成熟的秋天来到了，伴随着开镰收割的欢笑声，高产“卫星”乒乒乓乓地放开了，县委及时发出号召：“比比谁的‘卫星’大，看看谁的产量高。”这无疑给人们狂热的头脑中注入了兴奋剂，于是高产“卫星”成群飞上天空。
不少老同志回忆１９５８年放“卫星”的经过，都深有感触地说：“那时候，人们都怕产量报低了，谁报低了，就打谁的右倾。要说，谁心里都明镜一般，知道是假的。可是大家都想，反正都是假的，吹牛皮，人家都能吹，咱们也会吹，就是将来吹出事来，法不责众，能把人咋着？”
１９５８年曾任公社书记的离休干部李丙炎说：“那时吹牛皮，我觉得是政治需要，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看不起我们，我们就得自己给自己壮胆，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于是就放心地放起高产‘卫星’来。”
１９５８年曾任遂平县副县长的周玉莲回忆说：“那时的行动口号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