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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指出斯金纳有关语言的论述所存在的重要缺点。乔姆斯基的工作曾为过去１０年里语言和心理学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乔姆斯基认为，尽管斯金纳企图说明语言是怎样学会的，但是他的论述没有多大价值，因为他丝毫没有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已经获得了讲自己母语的能力时，我们学的是什么？
显然，我们如果不首先知道Ｘ是什么，我们几乎不能问自己如何去学Ｘ；我们必须制定一个标准，说明某人已经成功地学会了Ｘ。况且人类语言是与老鼠按压杠杆截然不同的一种现象。 斯金纳很难否认这一点。 但他会认为，这种差别只是复杂程度不同而已。 然而，乔姆斯基指出，人类语言的创造性和结构上的特点——即我们只要懂得自己语言的词汇和语法，就能说出和理解我们从未曾听过的句子——使语言与已知的任何一种动物行为有本质的区别。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企图依据从低等动物行为得出的结论来分析人类语言，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对人类特有的其他行为也是如此甚至连斯金纳对于语言行为是怎样学会的那些看法，也可认为是以很不可靠的推理为基础的。 例如，鼓励婴儿讲正确语言的强化作用，很少是通过喂食进行的，更多可能则是通过社会赞许达到的。 他指出，也许仅因为我们能把听到的话准确地重说一遍，就会受到人们的注意，人们就会说一些使我们高兴的话，这些都会对我们产生强化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这仅是一种推测。“强化”一词在某些动物实验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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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严格的含义，绝不能保证用这个词来说明人类情况时，也具有科学客观性，尽管人的情况被认为与动物的情况有相似之处。 由此可见，斯金纳的据认为是严格的经验论方法，结果证明是隐藏了一个很大的非经验论推测的因素。乔姆斯基认为，斯金纳的理论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如用于人类语言就站不住脚。 这就是遗传基因的问题，即说话人自己而并非其环境对他的语言学习所起的作用问题。 显然，英国孩子学英语，中国孩子学中文，环境确实起了重大的作用。然而，所有正常人的孩子都学会一种人类语言，但没有任何其他动物能学会类似人类语言的任何东西，特别是在根据语法规则组成无数复杂句子这一重要方面也是如此。 所以学会这样一种语言的能力，看来是人类特有的。 斯金纳认为，我们的语言学习，一定是由于受到人类环境的一系列复杂的强化作用。乔姆斯基则认为，孩子是从自己听到极其有限的、不完美的语言实例来学习语法规则的，但其学习速度却快得惊人，这只能用这样的假设来解释∶人类本身有一种天生的根据这些规则加工语言的能力。所以表面上人类语合种类纷繁，其实它们一定有某种共同系统的基本结构。我们必须假设，我们并非从自己的环境学会这种结构的，而是根据这种结构对我们所接受的一切语言刺激进行加工的。 这一有趣的假设尚未得到证实，但现有的证据倾向于支持这一假设，而并非斯金纳的极端环境论。说话当然不是唯一的人类活动。 但它作为人的“更高级”心理能力则又特别重要。 因此，如果斯金纳的理论不能充分对它加以解释，我们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这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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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能解释某些人类活动，但却不能对整个人性给予正确的论述。 因此仍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人类行为的其他重要方面不是从环境学会的，而是真正天生的。
诊 断E可以认为，斯金纳的诊断正好与萨特的诊断相反。 萨特坚信，我们是自由的，但却不断声称我们并不自由。 他对我们当前社会实践的分析认为，这些实践是以混乱的理论为基础的。 我们日益认识到环境如何决定行为，因此我们常常不责怪人，而责怪他们成长的环境。 但我们也同样认为，人常常真的要对自己的行动负责（页８）。因此我们是处在一个不稳定的过渡阶段，“当前世界的这种不幸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我们的摇摆”
；“在我们采取一种始终如一的观点之前，几乎可以肯定，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仍将是无能的”
（页９）。
“需要对责任概念加以彻底的修改”
（页２４１）
，因为我们目前的惩罚性做法是不大可能控制行为的（页３４２）。
我们将不得不放弃人是控制自己行为的最有自主权的人的幻想，因为不管我喜欢与否，我们都是“受控制的”
（页４３８）。
这种对“世界的不幸状态”的诊断，看来是非常可疑的。诚然，在决定责任的程度方面存在着重要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同围绕自由概念而产生的深奥理论和哲学问题紧密相联。 但斯金纳否定自由这个概念，却是对这些问题的一种不充分的、未经论证的回答。在他的《超越自由与尊严》（ＢｅｙｏｎｄＦｒｅｄｏｍａｎｄＤｉｇｎｉｔｙ）一书中，他似乎在说，正如万物有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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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把无生命的物体看成似乎是人，并且说它们具有思想和意图是错误的一样，把人看成人，并认为他们具有欲望和决心也是错误的！这种说法当然是荒谬的。 下面是使我们摆脱这种混乱的一个初步论点。 一般决定论的论点认为，每一事件（包括一切人类选择）
都有一套充足的前因。那么即使这一论点是正确的（请记住，斯金纳没有向我们提供相信这一论点的任何理由）
，但我们仍可以将那些既包括原因又包括人的选择在内的人类行动看成是“自由的”。自由行动这一概念，肯定不是指这一行动根本没有原因（那就会使行动变成任意的了）
，而是指这一行动是人选择的结果。即使这些选择本身是有原因的，但我们仍可以认为人对自己所选择的行动应当负责。斯金纳本人似乎认为，使用社会控制的方法是重要的，这种控制取决于个人的选择，而不是取决于人并不了解的各种形式的条件作用。
处 方E同马克思一样，斯金纳认为人类环境能够而且应当从人的角度加以构成。 如果是环境使我们成为现在的样子，那么我们应当有意识地改变社会环境，这样人类产品将符合更易接受的标准（页４２７）。
他认为，心理学已发展到这样的水平，它能为操纵和控制人类行为，因而也是为改变人类社会提供技术，不管这种改革是好还是坏的（页４３７）。要是我们能放弃个人自由与尊严的幻想，我们就能通过适当方式制约每个人的行为，从而创造更幸福的生活。 例如，我们可以放弃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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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无效的惩罚，转而诱导人们认为自己需要遵循社会准则而合法行动（页３４５）。把教育和积极引导结合起来——不一定要通过宣传或隐蔽的操纵——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因此，科学能够导致设计一种政府，它能真正促进被统治者的幸福（页４４３）
，也许还能制订出一套将被普遍接受的“道德价值”
（斯金纳的引语！）
（页４４５）。
只要这种控制对不同的个人与机构区别对待，就不会出现专制统治的危险（页４４０－４４６）。
这个含糊的纲领，听起来有些幼稚的乐观，然而它对个人自由的任意否定则又包藏祸心。 斯金纳的主张在他的小说《沃尔登第二》（ＷａｌｄｅｎＴｗｏ）中表现得略微清楚些。 在该书中，他塑造的理想社会把成人教育暑期学校的强烈求知气氛同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政治制度结合了起来（因为有一位智者设计了这个社会，他使这里的一切从一开始就按照“正确的”行为主义原则作了安排！）。但是斯金纳的乌托邦，同柏拉图的一样受到非议。 一种文化的设计者按照什么基础来决定对大家来说是最好的东西？
怎样才能防止他们滥用职权？
尽管斯金纳提到对专制统治采取防范措施，但他在政治上看来却是很幼稚的。 他的“设计一种文化”和“人类产品”这种用词，表明他作了这样一个十分可疑的假设∶造就某种理想的社会和个人，应当是社会改革的目标。 一种重要的可供选择的观点是，社会改革的目标应当完全相反——消灭造成贫困、疾病和不公平等人类不幸的具体原因；企图按照某种蓝图来制约人民，也就是侵犯了个人选择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