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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样爱好和平的人士是很多的，比如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每次从东莞来广州找我喝酒，都要跟我探讨如何不费一枪一弹收回台湾。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厦门买了房子，在阳台上架一望远镜看金门，就会发现金门的炮口也在看自己。福祉所在，想不爱好和平都不行。所谓的碧血黄沙，金戈铁马，都是些好战分子臆造的唯美境界，那种意境，不要也罢。
酒店或海市蜃楼
我对广州的触觉从酒店开始。
2001年夏季，我像一只忠实的蚂蝗，追随着国家男足跑了大半个中国，当时，广州是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站。5月中旬的一个雨夜，湿漉漉的我站在景星酒店门口，像落水的狗一样抖了抖身上的雨水。那时，我还没意识到这座城市会与自己发生关系。
翌日，苏醒过来。推开窗，就看见了中信；看见中信，就看到了广州。巍峨入云的中信大厦似乎伸手可及，它与这座城市的浮华同时刺进了我的神经中枢。
采访间隙，我常叼着烟，趴在二十三层的窗台上，神色木讷地打量这座城市。左边是广州东站，无数背着行囊的民工像蚂蚁一样鱼贯而出，迎着中信的阴影蠕动。他们懦弱的身影有一种朝圣的意味，这里的繁华产生的磁场如此巨大，就像一把钩子，将他们从万里之外拖拽过来。
我在四星级的景星酒店完成了对这个城市的第一次触摸。按张爱玲的说法，我摸到了一袭华美大衣外层的绒毛，温暖而蛊惑。
这个城市持续着对我的蛊惑。两天后，一家报社设盛宴款待全国各地的记者，宴上有烧鹅，我们吃得舌头都快掉了出来，一个央视记者还意犹未尽，涎着脸要求再上一盘。
美食与四星级酒店对我展开了夹攻。入夜，我在橙色的灯光下写稿，忽然觉得有些心神不宁。现在回想起来，我就是那个时候起了叛心的。
如今想起景星，就想起了洁净而明亮的房间，还有夜晚漂浮在窗外的霓虹。我是个生性简陋的人，对酒店的装修或服务之类甚少在意，而某些电光火石的一瞥，却往往像子弹般将自己击中。有一晚，正在彻夜赶稿，电视里的点播栏目忽然放了一首《你的样子》，林志炫在翻唱罗大佑十多年前的老歌，尖锐而凄凉，我忽然就停了下来，心里涌起了许多去乡的苍凉。
我是一个不喜欢行走而被迫经常行走的人，所以对一个陌生城市的认知，往往来自它的酒店和酒吧。在过往的许多地方，我都记不清它的景观和名胜，却唯独记得一些酒店和酒吧的名字。景星也是。我甚至记得当时的房价很便宜，因为是中国足协出面帮记者们联系的，打了不少的折。
现在，我居住在广州，有时从报社回杨箕村，远远地眺望天河一带的光影，总会想起那一夜注视的繁华。在同样的城市，竖起衣领走过寒冬的夜路，与在星级酒店里捻动酒杯是不一样的，就像婚姻与爱情不同，肥皂剧和生活不同。
有时候，酒店是行者流动的寓所，有时候，酒店是城市的帮凶。它制造的幻象如同海市蜃楼，让人迷醉和恍惚，每一个毛孔都被贵族气息所感动。如果你看言情剧足够多的话，就会知道，良家妇女堕落的先兆，大抵如此。
努力相忘于江湖
去年岁末的一天，我困觉直到天黑，傍晚时分醒来，接到一个电话，问我为何不去丽江花园和聂卫平下棋。我忽然想起自己是报了名的，只是一直没有人通知，于是便忘了。据说，那一天，聂卫平和五十多个棋迷玩车轮大战，从上午9点杀到傍晚5点多，仍有十多盘棋没下完。我想这帮人是打算玩残老聂了，老聂昔年扛着氧气罐去打中日围棋擂台赛，何等威风，谁曾想没死在日本人手上，一世英名倒要断送在这群死缠烂打的鸟人手里。
恍然想起些旧事。前年我曾和聂下过一局，中盘拼死攻他大龙，不料被他做出劫来，立仆，爽快认输。旁边一个小孩频频长考，聂皱眉曰：此子难成大器。其实是他肚子饿了，不耐烦而已。后来有省部级官员会见，聂打了几句哈哈，便脑袋一歪，倒在沙发上呼噜如雷，其响声顿成大厅主旋律。聂是率性之人，一般人大致都会喜欢他的，当然你若嫁给他就另当别论了。
所以我前些天偶尔装逼，便向同事吹嘘说，那年下棋输给了聂卫平，忒郁闷，这回一定要去丽江复仇。这当然是扯淡，想会会旧人倒是真的。小时候打过聂的许多棋谱，前年头一次见到他，刚五十岁的人，居然长了不少老人斑，看了不禁怃然。
人海苍茫，以后只怕难有机会再和聂卫平对弈了，唯有的那局，或许犹如丈和的吐血之局，无法重来一次。
可是，重来难道就有意义吗？
前些天的一个傍晚，我竖起衣领慢腾腾地走过广州大道中289号附近的阅报栏，许多人凑着橱窗看《南方体育》，我也看。他们看的是声色犬马的图片，张着嘴，唇边有一条白线像蜘蛛网般垂下来。我不用看编辑署名就知道是张恺这小毛孩编的意甲版，小小年纪，就懂得了什么是春色。
我看的是一张表。
一张枯燥的表，浓缩着许多人生的变迁。
上面罗列了去年离开《南方体育》的人。最后一个名字，是我。在记忆中，2001年的年终也做了一个总评，当时我被列在新生血液一栏，当时，最后一个名字也是我。
表格里还有许多面孔，曾经熟悉而正在远去的面孔，我们在这一年终结的时候，再一次被《南方体育》的兄弟们想了起来，并且记录在案。就像一所驿站的登记册，上面的商贾或草民，都曾在这里的大床上宿醉，或者安睡，然后带上自己的体温继续赶路。
如果不曾相忘，很好；如果努力相忘，也很好。
那一晚，我在做版，一抬头，看见任田（注：曾与李响并称“红粉双煞”的记者）。忽然想起若干年前，她曾在海埂近距离采访米卢，而我曾三番五次地向米卢挑衅。现在，我们窝在同一个排版室里，分别折腾起文娱新闻和社会新闻，当年的那个圈子，已成城南旧事。米卢走了，我们也走了。
年轻时，在三亚捡贝壳，明明看见贝壳在沙滩上，一阵海水袭来，竟像鬼片里的女吊，在白光中弥于无形。而沙滩已平滑如昔，像抹了广告里的除疤霜，那贝壳虽然仍藏在腹中，却若无其事。我常想，恋旧是无益且徒增感伤的，不如努力相忘，杀人越货的假装拾起诗书，勾栏狐笑的再点一颗冒牌守宫砂，各自重新做人罢。
死亡或发霉的声音
最近广州淫雨霏霏，在这样的潮湿里，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听到自己发霉的声音。我的同事小姬像一只烦躁的公猫，不停地念叨：逝者如斯夫。我以为他在念什么咒语，后来他腼腆而坚定地要求我带他去租经典名片《灯草和尚》，我才知道该同志是在深切缅怀已故著名表演艺术家陈宝莲。看三级片，也要以追忆的名义，这说明我们的精神领域里缭绕着许多腐败而久远的气息。
当我1985年看到《射雕》的时候，翁美玲已经躺在了墓地；当生于80年代的小姬直扑音像店掘地三尺找《灯草和尚》的时候，陈宝莲坠楼的过程甚至已经拍成了新的电影。被曾经美丽的魂灵所蛊惑，这是许多处于性启蒙阶段的男子都经历过的诡秘情结。在暗夜的磷火里，我们曾如此热爱一个个死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娱乐明星留下的遗产比体育明星更质感、直观。F1车王塞纳死便死了，每年祭日有些人去坟前献花，已经算不错了。而娱乐明星的死去却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前些天有个唱歌的人莫名其妙死了，他的经纪人欣慰地说：唱片卖得可火了。早些年黄家驹、陈百强、张雨生死的时候，音像店的老板们脸上都洋溢着幸福，陈宝莲纵身一跃，又养肥了一批人。
明星之死至少还能砸出点声音，鼠辈们就没有这样的待遇。所以，草民更应该惜命。
前不久，我和几位兄弟出去吃饭，在半路上买了几只肥螃蟹——事实证明那全是死因不明的蟹尸，乐颠颠地拎到小黑家里煮，晚餐是在森然的气氛中进行的，谁都不肯先下箸，生怕当场横尸。幸好三人行必有猪头，方枪枪在喉结滚动了若干次之后终于伸出胖手直取蟹肉，在他独自荡寇的过程中，小黑一直默然观察他的脸是否由红转黑、七窍是否有红色液体涌出。在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