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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是个魔鬼，将阿康的一辈子烙伤。
五
夜雾像白色的孤魂在街巷间游荡。我和阿康摇摇晃晃地走着，阿康手上拎着两袋打包的剩菜。
我说你的队友李辉这会正带队在我们南宁打甲B呐，阿康嗯了一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莫名其妙 地冒出一句：我在国家队时的球衣弄丢了。
穿过昏暗的楼梯，我们来到了阿康家中。阿康的母亲见有客人来，赶紧手忙脚乱地端上一碟西瓜。 老人和阿康一样朴实，她以前曾为儿子的出息高兴得掉泪，可现在，她已悲伤得无话可说。老人擦着眼泪说：谢谢你还记得阿康，好久没有记者来看阿康了。
我说阿康你以前的奖杯在哪儿？阿康搬开客厅里乱糟糟的杂物，在一个旧纸箱里费劲地掏。1988年全国金球奖、1987年最佳阵容、1987年长城杯……最大的一尊是1988年第九届亚洲杯最佳守门员奖杯，那年在卡塔尔多哈，中国队获得第四名。阿康不安地搓着手，说客厅太窄了，只好顺手塞到角落。
锈蚀的奖杯上尘埃密布。在平民张惠康的眼里，它犹如一件年代悠久的出土文物，冷峻而冰凉。
我说阿康你向广西球迷问声好吧。阿康俯在桌子上冥思许久，终于写下一句“祝中国足球有一个辉煌的明天”。
我知道，阿康还有一个不死的梦。
六
阿康执意要送我下楼。
他说有的球迷为了看他，特意横穿大半个上海到他的小店里买烟，每次都让他很感动。何况我从广西来。
楼下一片漆黑，阿康挪着不太灵便的身躯走出很远，帮我找了一辆出租车。
车灯刷地亮了，阿康似乎有些惊惶，步履蹒跚地闪在一边。他费力地弯下高大肥胖的身子，隔着车窗朝我挥手告别。刹那间，我发觉他的背驼得厉害，头发也掉了许多。
我痛苦地扭过头，对司机说：开车。
都市的迷离灯光像磷火般扑来，又倏然飘远。我的眼泪无声地渗出。
后记
岁月如歌。张惠康的岁月，是悲歌。
多少年来，国足始终是我们愤愤唾骂的对象。我们满腔愤怒，我们痛心疾首，但却甚少想过：他们的感受如何？他们的命运如何？面对晚景凄凉的失败者，我们该如何帮助他们走出沼泽地带？
张惠康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守门员，他没能赶上职业联赛的好时光。但愿他是最后一个悲剧的承受者。
让我们充满敬意地目送每一个曾为中国足球鞠躬尽瘁的苍老背影。 （2000。5。25）
冬季到上海看阿康
我推开窗。夹着雨点的浓雾像鳗鱼般游进来。街巷边的法国梧桐裸着枝桠，远处的楼厦郁郁地立在雨中。这是残冬，上海最冰冷的季节。
某位女作家曾以小资情调的眼光将这座城市描摹为巨大的花园。但是，那些蜷缩在后花园角落里避寒的流浪汉注定被人们遗忘，例如张惠康，这位中国足球史上最优秀的门将。（楷体）
我握着电话号码簿，迟疑不决。在这阴晦的天气里去见贫寒落魄的张惠康，彼此的心境都会变得颓唐无比。离开上海的日子渐渐近了，终于守到风高云霁，拨通电话，阿康在那端用上海话激动地嚷，像逢见失散多年的兄弟，许久他才突然醒悟，改用普通话嘟哝着你还记得来我家的路吧。
此前我在遥远的南宁见到了张惠康。那晚中央台的《足球之夜》播了些泛黄的陈年镜头，1987年中国队战胜日本进军奥运，阿康搂着贾秀全的肩一齐在草地上跑着、笑着。那时的阿康单纯、健康，对即将袭来的漆黑命运毫无预感。
阳光穿透云翳泻下来，阿康将瑟缩的手笼在旧棉袄里，佝偻着立在街口等我，像无数坐在巷角守候糊口饭碗的民工。他憨憨地望着我，咧开嘴，脸上慢慢渗出些笑容，一双粗糙如沙砾的手伸过来。我说你的气色比去年强多了，阿康便有些喜悦，他拉我看自家新做的铁皮彩票亭，像天真的孩童炫耀自己的新玩具。我也为阿康境况的改善而兴奋，记得去年5月他只能困窘地蹲在手推车边卖彩票，凭一顶太阳伞遮蔽风雨。
两名女子在照料着彩票亭。瘦小憔悴的中年妇人是阿康的姐姐，我曾见过。还有一名面容朴实肤色微黑的姑娘，一直垂着头，有些羞怯。我敏感地盯了她几眼。
后来才知道，这位姑娘叫小孙，来自山东，早年当过护士、售货员，经历坎坷。两个月前，她经人介绍与阿康相识。为中国足球耗尽半生青春的阿康，已经不知罗曼谛克为何物的阿康，终于在临近四十岁时，寻见了世间唯一肯与他搀扶着走向后半生的痴情女子。据说小孙不懂足球，但每逢有人跟她提起阿康的辉煌经历时，她总是一脸幸福。
阿康邀我到家里坐坐。家中的摆设依旧寒碜、凌乱。阿康的父亲已不复是去年那位健康矍铄的老人，他患了中风，瘫痪在床，见了我，口中只呀呀地叫。阿康的母亲像遇见远道而来的亲戚，忙不迭端来热毛巾。坐了一会儿，她便赶阿康带我出去吃饭，说是晚些时候上海东方电台的记者也要过来采访。
我和阿康走在阳光里，他领我到一家快餐店，我探头一看说换个地方，阿康涨红了脸，怯生生地说你觉得不好吗？我说吵了点，便扯他到邻街富丽堂皇的酒楼，点了一道最贵的人参乌鸡火锅。阿康是鲜到这种地方的，刚开始有些手足无措，或许是窗外的冬日阳光晒暖了心情，他渐渐不再正襟危坐，和我一起大口灌酒。
我一直为阿康的贫穷深深悲哀着。他一辈子都与富贵无缘，当国家队守门员时只能领些微薄的津贴，退役后又病重多年，失业多年。去年阿康曾高兴地告诉我，他将去亲戚开的公司里上班了。我问他都干些啥，他说是接电话收传真之类。我明白那是打杂，可这毕竟是阿康多年来的第一份工作。但今年阿康被炒了鱿鱼，他想打杂都不行了。
微醺的我隔着水汽腾腾的火锅直视着阿康，竭力挤出笑容，我说你看新世纪都来了你一定会越活越好的。这话一出口连自己都觉得迷茫。阿康表情混沌地应着是呵是呵。他絮絮叨叨地说自己正在努力攒钱，想修缮一下房子，趁早把婚事办了。我惊诧地发现阿康的脑子已经康复了许多，能够较清楚地表述语句，不像去年那般言语错乱，如同梦游者的自呓。我坚信这是爱情的伟大力量扶起了摇摇欲坠的阿康。我伤感而欣慰地笑着，端起酒杯，说了一句滥俗的话：祝你和小孙白头到老永远幸福。
阿康有些激动，像觅见曙光的疲惫的夜行者。他说他很爱小孙，也依然爱足球，平时去踢业余球赛时，小孙总在一旁帮他抱衣服。只是聊到中国足球时，阿康的目光黯淡了下来。他说想在世界杯外围赛出线太难了，但愿那帮年轻兄弟们运气比自己好。
几个月后，我们将追随米卢率领的中国队去逐猎世界杯之梦。我不知道，当亿万球迷欢呼或痛哭时，是否还记得十二年前跪在新加坡草地上怔怔落泪的张惠康，记得那群只差一步到罗马、如今沦落在民间苦苦谋生的悲情英雄。
我抬腕看表，说撤退吧。阿康笨拙地拦住我，焦急地说：你别付账让我来。我奋力拖他，径自走向柜台，阿康像做错事的孩子，满眼愧疚和不安。他的目光让我悲痛，那些混迹于甲A甲B大把挣银花钱的富豪球员，永远不会流露如此善良的眼神。我说阿康别忘了我们是好兄弟。
回到阿康家里，东方电台的记者何晓已守候多时。他们台里搞了一系列春节前慰问贫困市民的活动，阿康属于特困户，何晓代表电台捎来了两千元慰问金，阿康腼腆地拒绝着，最终推辞不过。阿康垂着头，给我们端上了热气腾腾的咖啡。
何晓告诉我，1996年沪港杯时她在上海虹口体育场见过阿康。那时阿康光着膀，腰间扎一根草绳，蓬头垢面的模样颇吓人。我们都知道这副装束意味着什么。如今的阿康，已经能清晰地说话了，已经懂得为客人沏咖啡了，已经找到女朋友了，我们都心酸地为他高兴着。
阿康的母亲拉着何晓的手，一边流泪一边用上海话唠叨。我费劲地听了许久，只听懂她翻来覆去的一句：阿康现在连扫地的都不如。他太老实。阿康坐在一边默然不语，把臃肿的脸深深埋在膝盖中。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