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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特别法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执行。我衷心拥护这个判决，赞成不立即把他们处死。因为江青之流的死活，已经无关大局，不影响我们的事业。按照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再给他们点时间，劳动改造，以观后效，这对人民是有利的。马克思说：惩罚也是教育。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来不轻开杀戒的。这种作法同林彪、江青一伙乱捕无辜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做了大量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采取各种措施，实现安定团结。事实证明，我们党的确是一个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好党，经得起各种考验。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绝对离不开党的领导。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大好形势下，问题成堆，还潜伏着危险。有人还妄想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卷土重来。我们绝不可以低估他们的危害。小平同志曾说，绝不能低估林彪、“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对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我们要提高警惕。同时，也要冷静分析，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果不善于区别，我们就会上当。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给历史做出公正的结论。在党和国家为刘少奇同志举行的追悼会上，在少奇骨灰盒前，我提出的唯一希望就是：“这样的事不能再发生了”，也就是说，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大悲剧不能重演了！
我们这些大难未死的人们，要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永远同人民一起，为人民服务到最后一刻。这样，才不愧对死去的先烈，才不辜负人民群众的期望，才算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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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纪念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1981年6月2日。（一九八一年六月二日）真难以相信，庆龄同志竟然永远离开我们了。就在两个星期前，我还在她的身边，同她谈心，看着她那双永远晶莹明亮的眼睛，交流内心深处的澎湃激情……她的逝世，使我悲痛万分。
庆龄同志与少奇同志的革命情谊很深，与我和孩子们也很亲密。庆龄同志文静温和而又坚强有力；她慈祥宽厚而又不失原则；她才识过人而又谦虚谨慎。她犹如无瑕的荷花，出泥不染，任风雨吹洒，仍傲然玉立。她永远是我的楷模，不论是在顺境中，还是身处逆境，我都从她身上吸取了无穷的力量。
我第一次见到庆龄同志是在1949年开国大典那一天。她已年近60，历经沧桑，但看上去仿佛只有30多岁。她衣着整洁、举止端庄、步履轻盈、精神焕发。我从小就崇敬仰慕她，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我反而不知说什么好了。我们只是握了握手，彼此笑笑。看着天安门广场上欢腾的热烈场面，在她那双我后来很熟悉的秀目中，闪烁着欣喜激动的泪花。
从那以后，少奇同志经常主动去看望她，她也偶尔到中南海来访。我们的关系逐渐密切，书信往来很多。少奇同志和庆龄同志不仅广泛地讨论各种问题，还互相提出意见，在政治上彼此关心。
1951年冬，少奇同志到南方。我们在南京瞻仰了中山陵，到上海又参观了中山故居。第二天，庆龄同志邀请我们到她家做客。她很热情，并亲自为我们煮了咖啡。她开口就表示感谢少奇同志去中山陵。我惊奇地问：“我们刚刚去过，您怎么就知道了？”她笑了笑回答：“中山先生的老警卫员告诉我的。”少奇同志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庆龄同志说：“我一直相信，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山先生的主张才能实现。”当时我注意到，她讲这句话的时候，目光、神情、语调都明显地流露出对我们党无限的钦佩和信任！随后她约我们同往虹桥俱乐部散步。我们在大草坪上边走边谈，间或在长椅上坐坐，有说有笑，十分亲切，如同一家。
1952年底，庆龄同志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归国途中，在莫斯科短住。她很想见见斯大林同志。正巧少奇同志也在莫斯科，向斯大林特别介绍了庆龄同志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建议斯大林同志会见她。斯大林同志欣然允诺。
少奇同志专门去看望庆龄同志，我们一起看电影，打台球，愉快地共度了一个下午。少奇同志告诉她，斯大林准备很快会见她。这是极不寻常的礼遇。
可能就在第二天，斯大林热情地会见了她。
北京解放后组织中苏友协筹备会，主任是庆龄同志。原准备由她担任会长。但后来党中央考虑两党两国关系复杂，怕她难处，所以在友协正式成立时，由刘少奇同志任会长，庆龄同志为第一副会长。直到斯大林去世后，中苏两党的政治分歧逐渐明朗化，少奇同志才向她作了说明。她很谅解，并感谢党对她的体贴。庆龄同志从来就是非常识大体、顾大局的，以国家利益为重，从不计较职务地位、名利待遇。
庆龄同志从20年代起就支持共产党，解放后她一切按党的决定办，尽心尽力。她曾经说过：“国民党早已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只有共产党能团结全国人民把中国搞好。社会主义就是新三民主义的发展。”因此，她一直热爱我们党，并在后来要求加入共产党人的行列。
1957年4月到上海时，我又陪同少奇同志去看望她。少奇同志与她谈起党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说：“孙中山先生很有才华和魄力，献身革命几十年如一日，之所以没有成功，就因为没有一个好党。”庆龄同志立即点头表示非常赞同这一见解。少奇同志又说：“我们党吸取了这个教训，才领导革命成功了。现在，我们号召群众帮助我们整风，目的就是使我们党更好。”庆龄同志兴奋地说：“党中央采取这个态度很好，我相信党一定会越来越好。”她稍停片刻，很恳切地提出：“我希望参加共产党。”少奇同志非常高兴，但慎重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情，我将转报党中央和毛主席。”
不久，又是在上海，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去看望庆龄同志。少奇同志恳切地对她说：“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庆龄同志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但我注意到她的心情很不平静，眼中含着泪花。当时我和她一样，深感遗憾，我甚至还觉得有一丝歉意。今天想来，党中央的考虑是正确的。但当时的情景和她的泪花一直非常清晰地印在我的心里。
确实，我们党把她作为党内负责同志看待，一切大事都告诉她，并听取她的意见；她也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与党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少奇同志曾对我说过：“历次关键时刻，宋副主席一向是支持我们党，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
庆龄同志一向敬佩毛主席。在她北京和上海住所的客厅里，一直悬挂她亲自选择的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同志的像片。毛泽东同志的像片都是生活照，显得十分亲切。她对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和几位大姐都非常尊重，他们也敬重和关心庆龄同志。少奇同志处处注意庆龄同志的生活习惯，每次去她那里都事先用电话联系，征得她的同意。请她参加活动或会议，也一定先嘱咐秘书和有关同志询问她的健康状况与本人意愿。大家都见到过，在公开场合，少奇、恩来同志经常让她先行，并搀扶她起坐行走。
1963年，少奇同志出访东南亚4国。行前，我写信向庆龄同志请教应注意些什么事。正巧她身体不适，却立即自拟一张单子，满满地写了许多注意事项，还派秘书向我详细解释。从礼节、服饰、言谈到生活细节都想到了。她知道少奇同志有过肩关节周围炎，肠胃也不好，因此特别嘱咐我，到热带地区不要贪凉，睡觉时一定要关冷气，不要吃生冷的东西。现在想起这一切，我心里还充满感谢之情。
庆龄同志生活朴素，她的住所的客厅不大，干净、简朴、高雅，桌上摆着盛开的鲜花。这一切，与女主人的气质十分相称。卧室也很简单，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