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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恕！�
2、爸爸死了
但是，出人意料的事情出现了。爸爸回来了。他们释放了爸爸，因为他在蒙特鲁匹奇病得很严重。他的白头发更多了。他中了风，不久被送到监狱医院，但是最后，他们还是把他送回来了。这些会不会是妈妈最后找的那个“知情人”帮的忙呢？
妈妈懂很多医药方面的东西，但是现在，因爸爸中风使她乱了方寸。“这样的病通常只发生在老人身上，从来没有一个年仅39岁的人得中风。”她哭喊着说。
爸爸中风对我来说并不奇怪。我敢肯定在蒙特鲁匹奇他们一定殴打他了。现在，他躺在床上，瘫痪了，不能动，甚至都不能说话。只有那双滚动的黑眼睛注视着周围发生的一切。
经过这次重创，我和父亲的关系比原来更亲近了。
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开始真正地了解爸爸。现在我一放学就跑到他的屋子里，坐在他的床边。我为他吹小调，给他讲述我在犹太学校当天发生的一切，为他背诵诗歌，还给他演话剧。他就像当初奶奶那样———她原来也总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躺在床上的人总是会有很多时间。
我有很多时间，而且我也很耐心。每当妈妈看见躺在床上的爸爸，眼圈总是红红的，不说话。她的心又一次被刺痛了。但是我看着爸爸，却没那么脆弱。相反，我变得更加坚强了。
现在我成了大人，他变成了小孩。这让人无法想像，但我感觉却很好。我开始教他说话。当他指着一个物体时，我就缓慢而清晰地说出它的名字。接着他努力地重复着这个词。他也不得不重新开始学习一切———他自己的名字，我们的名字。这些对于他都很陌生。
“你是戴维·赖伯宁，”我握着他的手说，“而我”———我指着自己———“我是你的女儿，罗玛……这是你的妻子，我的妈妈，她叫托西娅。”
“托西娅，”他模糊地低声说，他的眼睛亮了一下，好像突然记起了什么。
我很明白学习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说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而他也知道自己的脑子出了问题。妈妈向我解释爸爸中风的原因，但是我并不能完全理解，只知道是有什么东西在他脑子里破裂，他也因此而丧失记忆。他努力使自己恢复记忆，我很清楚这对于他是多么困难，所以每当他学会一个新单词，我们俩都会非常激动，也都特别地骄傲。他也开始学习写字。也是由我教他怎么写。他已经学会写妈妈、爸爸、罗玛……
虽然爸爸现在很虚弱并且需要我，虽然他不再是强壮的英雄，可以把我举在他的肩膀上———但是我比以前更爱他了。
在九月，距离我八岁生日还有六天的一个阴沉沉的早上，爸爸死了。
在我印象里，这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一样。那天，天正下着大暴雨。我从学校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完全被浸湿了。当我摁响了楼下的门铃时，我心中有些不祥的预感。我飞速跑上楼梯，冲进了家门，雨水洒落了一地。如果在以前，我没有立刻脱下湿漉漉的鞋子就闯进来，妈妈一定会训斥我。但是此时，她正坐在厨房的一个矮凳子上。在她面前的地板上放着一个小盒子。她带着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你爸爸走了。”她用嘶哑的声音低声说。
我内心充满了恐惧，跑进了卧室。那张床空了，他不见了。
“爸爸在哪儿？发生什么了？”
“这几天他一直发高烧，”她缓缓地说。她的声音嘶哑而空洞，“今天早上不得不把他送进医院，但是太晚了，医生也救不了他。他的心脏发炎了，自从在集中营生病以来，他一直很虚弱，而且那种可以治愈他病痛的药，医院里也没有了。”我打开那个盒子。里面放着一个胡须刷、一把剃须刀、一只手表，表链已经坏掉、一支漂亮的蓝色钢笔，前不久他还用这支钢笔写过我的名字。
这是我父亲留下的所有的东西。后来，妈妈说，仅仅几个星期以后，在黑市上就可以买到青霉素。而这种药可以救爸爸的命。
妈妈在厨房的那个凳子上，坐了整整七天去悼念我的父亲。家里所有的镜子都被遮住了，就像生命静止了。
我小心翼翼地穿梭于屋子间，给妈妈拿食物、泡茶，然后一个人坐在隐蔽的角落里。
妈妈穿上了黑色的布衣，她穿了整整一年。我们还得继续活着。
3、相依为命
后来，我又知道了很多关于父亲的事情，有一些是最近刚刚知道的。在战争期间，他神秘花园地为克拉格犹太反抗组织工作。他参加了青年理想主义小团体，负责派发传单、破坏铁路、炸毁军营和战车、在集市广场的斯格纳瑞咖啡馆铺设并引爆炸弹。
当他在布拉祖的时候，自愿加入集中营兵团，他们准许他当天就可以离开集中营。在那个恐怖的时代里，他假扮成一个受雇佣的年轻人在街道上与“接头人”联系。
通过地下神秘花园接头，他可以为抵制侵略战争获取炸药和武器。
当我们还住在克尔尼克家的时候，妈妈想他正在一次次地做接头准备工作。但是这可能只是她的假想而已。
我是多么希望能和父亲再多呆一些时间啊。
自从父亲死了以后，妈妈只能和我相依为命。当她在晚上哭醒的时候，我会去安慰她。当我从犹太学校垂头丧气地回到家的时候，她就会紧紧地抱着我。只有她握住我的手，我才能睡着。她呵护着我，我关心着她。我们彼此感觉着对方的感受。我们几乎就像是有两个脑袋的一个人：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有时候，我被这个责任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时我真希望父亲能在这里，帮我分担一些。她不肯吃饭，不肯睡觉，甚至不再哭泣，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我非常担心她。
“你必须吃点东西。”我说。接着把茶和面包干端到她身边。
“现在睡觉吧。”我轻声说，然后给她盖上了被子。
她就像一个小孩子，需要人关心。如果我们离开彼此，将都无法生存。
妈妈一点一点地、努力地维持着我们的生活。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市里的户口办公室把姓氏改成波济欧姆卡。她想忘掉赖伯宁这个名字。也许她觉得这样做对我会好些。
我也不想再听到我以前的名字。在犹太人区的日子将永远被我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我不得不反复背诵我的新名字，使我觉得那个名字就是我。我再也不说赖伯宁这个名字，即使我有时还是想说。
这件事完成了以后，妈妈开始解决钱的问题。她得到一个公司办公室职员的工作，这公司原本是我爸爸的，现在由他的一个朋友经营。接着她出去寻找租用几乎不可能找到的更小的房子，因为我们再也住不起大房子了。
像其他人一样，她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份家产。她父母的房子被德国人没收了，现在又被政府征用了。她又一次开始从一个政府机关跑到另一个政府机关。
“我们成功了。”她说。我很高兴她不再因激动而歇斯底里地大声哭嚎。
又一个春天来了。我们坐在四轮马车上，沿着沃道斯卡街道向亚伯拉罕家的房子驶去。妈妈告诉我所有祖父母家的事情，使我内心对这座屋子充满了幻想与期待。我希望能在那令人惊叹的花园里探险，那里长着果树和灌木丛；我也要在阳光下坐在花园的屋子里，就像妈妈第一次遇到爸爸时那样。在大屋子里，我将会小心地踩在画室的厚地毯上，然后进入铺着蓝色瓷砖的厨房，那里飘溢出葡萄干面包卷和烤火鸡的香味。接着我可以躺在厚厚的白色床垫里，床单上印着百合花，还镶着整洁的花边。枕套上刺绣花押字（姓名、名称等首字母组合成的）。如果那个内藏着芭蕾舞演员模型的精美音乐盒还放在妈妈的屋子里，我就要自己拿去玩。
但是什么也没有。没有果树，没有花园小屋，没有花园。相反，在一个凌乱的公墓里，我们找到一些墓碑。在公墓中间，有一间破旧不堪的木屋子。凉台上曾经被精雕玉琢的栏杆已经破烂了大半。敞开的窗户外面挂着一些还没收回去的衣服。
这一定是搞错了。我扭过头，看着妈妈。她的脸就像一块灰白的雕塑。我渐渐地意识到并没有搞错。自从战争爆发以后，妈妈也再没回过这里，再没见过自己的父母。公墓里那间荒废的小屋就是那个屋子。附近的一个小公墓被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