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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庄伯让掌管传达命令的人说“套马车”，其话语无疑也隐涵了让他通知负责驾车的人套马车的意思。而掌管传达的人也是故意曲解原意，将其解释为“让我套马车”，因此才有了“我没有马呀”的诡辩。
庄伯从外面回来后，让掌管打扫的人“取帽子”。意思是让他把自己头上的帽子取下来。但侍从却故意装糊涂地又取了一顶帽子呈上来。
由于马的牙齿随年龄而添换，所以当庄伯问养马人“马齿多少”时，隐涵有“马的年龄是多少”的意思。但养马人却故意歪曲地将其解释为“问马有多少颗牙齿”，因此才有了“十二颗门牙，加上槽牙共三十颗”的荒唐回答。
他们的这种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了语言的歧义性、灵活性来曲解庄伯的问话，说好听点是耍贫嘴取乐，说难听点，就是肆意曲解地在诡辩。
这类曲解，涉及到对一句话语是否有隐涵，以及如果有则应该如何理解隐涵的问题。
所谓隐涵是指，当人们说出某句话时，这一话语所传达的含义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话语的言说内容，一部分是话语内含的、需要意会的内容。这种需要意会的话语内容就是隐涵。简单点说，就是“话里有话”。
隐涵是人们在沟通交际中实际存在的语言现象。在具有隐涵现象的话语中，有的是“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运》）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隐涵；有的则是用心揣摩后，可以用语言具体表达出来的隐涵。但并非所有的沟通话语都包含有隐涵，否则人们的沟通交际就统统变成“话里有话”的打哑谜了。
按此语言现象分析，“可食”这一概念，只简简单单地表达了“可以食用”的意思，并没有隐涵什么“谁可以食用”的意思。但“中射之士”却偏偏“意会”出“我可以食用”的意思。这当然是一种肆意曲解。
而在庄伯的沟通交际中，他所说的话语中，除了“视其时”直截了当地表达了“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的意思外，其他的话语就都包含有隐涵了。可这时的听话者却又偏偏装聋作哑，“听不出”庄伯所说话语的隐涵来。因此，他们的肆意曲解，不是在耍贫嘴，就是在诡辩。
对于听话者来讲，曲解的理解程度可以说是很高的。但对于说话者来讲，其沟通交际效果的等级却趋近于零。因此，曲解是人际沟通中的一个大忌。如果是肆意曲解，其影响就不仅仅是人际沟通的无法进行，还牵系到说话者对听话者的看法了。如我们曾所举过的曲解例：
“工作的时候不准吸烟”。
“所以我吸烟的时候不工作”。
在今后的工作中，那位领导能对这个青年工人有好感吗？
因此，对于这种肆意曲解的诡辩，《吕氏春秋？离谓》两千多年前即言之肯綮地评析道：言辞是思想的外在表现，欣赏外在表现却抛弃思想，这是糊涂的。所以古人懂的了人的思想就用不着听他的言语了。听别人的讲话要通过其言语观察其思想。听别人的话却不了解他的思想，那样的言语就与乖戾之言没有什么区别了。《吕氏春秋？淫辞》篇也一语中的地指出：言辞是表达思想的，言行互相背离（相诡），没有比这更不吉祥的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瞒天过海”一节中所举的那个“见人”的诡辩，就既是“瞒天过海”地故意混淆概念，同时又是故意歪曲原意地“肆意曲解”了。其一副厚脸皮，对其一生的“如何做人、见人”来讲，无疑也是“不祥莫大焉”。
● 清浊不分模糊语境的诡辩
汉代王充所著《论衡？书虚》曾说：
传书言：“齐桓公负妇人而朝诸候。”此言桓公之淫乱无礼甚也……云负妇人于背，虚矣！桓公朝诸候之时，或南面坐，妇人立于后也。世俗传云，则曰“负妇人于背”矣。此则“夔一足”、“宋丁公凿井得一人”之语也。
本来，“齐桓公负妇人而朝诸候”是说“齐桓公上朝时背朝着妇人”，“夔一足”是说“唐虞时，善调音乐的夔有一个就足够了”，“宋丁公凿井得一人”说“宋丁公挖井（这件事情的结果是）节省（等于得到）了一个劳动力”。但在传言中却变成了“齐桓公背着妇人上朝”、“善调音乐的夔只有一只脚”、“宋丁公挖井挖出一个人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以讹传讹的语词歧义，是由于古汉语中经常使用具有多义的单字所造成的。而这也涉及到言语行为过程中的语境问题。
如前所述，人们在沟通交际、谈说论辩的过程中，表达思想感情，传达自己的主张，需要一定的语言环境，这种语言环境包括说话者、听话者、说话的时间、说话的地点，以及沟通、交际、谈说论辩双方共同具有的知识等因素。我们将这种语言环境称之为“语境”。而所谓的“语词歧义”是指，一个多义词在使用时不能表明它所表达的是哪一种含义，因而使人对其含义可以做多种意义的解释的语言现象。比如上述的这些话，“负”即可以解释为“背朝着”，又可以解释为“背着”；“足” 即可以解释为“足够”，又可以解释为“脚”；“人” 即可以解释为一般意义上的“人”，又可以解释为“劳动力”。
但是，一个多义词在确定的语境中究竟表达的是哪一种含义，应该是确定的，这是思维规律中同一律对概念所提出的逻辑要求：任何一个概念都有其确定的内涵和外延，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它反映什么对象就只能反映什么对象。
虽然一个多义词可以表达不止一个含义，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语境，仍然可以限定并知晓它所表达的是哪一种含义。沟通交际的双方完全可以从确定的语境中理解所使用词汇的含义。如上述的“负妇人”、“夔一足”、“凿井得一人”，完全可以从确定的语境中了解它们的含义。相互替换它们就会造成模糊语境的逻辑错误。
在现实的沟通交际中，语境有时会影响沟通交际的方向。例如：
明朝永乐二十二年的状元考试，殿试选定孙日恭为状元，邢宽为榜眼。但张榜公布时，状元却换成了邢宽。什么原因？原来负责给皇帝抄写小金榜的官员把孙日恭的“日恭”写得太靠近了。由于过去书写是竖写，“日恭”两字写得太靠近了，就像个“暴”字。由于永乐皇帝朱棣的皇位是从他的侄儿那里用暴力抢来的，为此还打了几年仗，他的侄儿还被他逼死了。所以他最忌讳、反感这个“暴”字。相反他对“邢宽”这个名字却很感兴趣，认为这个名字含有“刑政宽和”的意思。于是孙日恭为名字而丢了状元，而邢宽却因名字而成为钦定的状元。
而在清朝末年的一次殿试中，排在首位的叫朱汝珍。但因为慈禧太后害过珍妃，所以她对“珍”字非常敏感；又由于朱汝珍是广东人，而慈禧太后最恨的康有为也是广东人，所以她就把朱汝珍从第一名划掉，而补上了排在后面的刘春霖。因为慈禧太后认为刘春霖的名字很吉祥，“春霖”有“霖雨苍生”之意，而当年正值大旱，急需雨水。于是慈禧太后朱笔一挥，刘春霖就因为名字成了新科状元。
这虽然有些笑话，但利用词语歧义的这一现象，故意模糊其在特定语境中的确切含义，就是模糊语境的诡辩了。
报载某人年初向另一人借钱1．6万元，年中还了1万元，另一人向其出具了“某今还欠款1万元整”的纸条，一式两份。虽然纸条上签有两人的名字，但没有写明是收据，落款也没有写明“收款人某”。当这个人后来再还所欠余款时，另一个人说应还1万元，并拿出当初的纸条为证：“某今还（haí）欠款1万元整”。
按常理，还钱时所出具的只能是“收到还（huán）款多少”的收据，不可能出具“还（haí）欠款多少”的收据。这是还钱时的特定语境所决定的。但由于上例中的纸条有一个并非多余的“欠”字，就给诡辩者利用“还”的语音歧义来模糊语境造成了口实。
对付这类的诡辩，我们只能还原其特定的语境，并在特定的语境中解释某一概念的确切含义。
另外，某些概念的定义有时还具有特定范围内的约定俗成性，如果撇开这种特定的范围，有时也会被故意模糊语境的诡辩者钻了空子。
报载，某镇政府将其所有的一幢二层楼的公房经过招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