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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依附于同一形体，处于同一类别之中。这两句是说没有抽象的类，类是对形体性质（神）所做的区分，没有形体就没有性质，自然也没有性质的类；形体相同，性质也相同，类也自相同。⑩班：清·方苞释为别，说“类有可班者，制器而可别其度也”（见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二《诂律书一则》）。误。班同“颁”。颁发，公诸于世，普及推广等。全句的意思是有了类的特征，就成了具体的、可资区别的东西，因而可以按特征表示出来，班之于众，而不与他物相混。（11）有类则可以识别。（12）本句述圣人识别事物的方法。即从形体，从具体的物推断没有形的“神”。⒀是认识的另一个方面。虽然认识是由具体的物（“有”）再到神，但具体的物（“有”）却是通过对“神”的理解存在于圣人的认识之中的。即只有认识了事物的类特征和“神”，事物才能被认识。⒁神理虽然微妙，仍然在具体的物中表现它的情性。这一句是说认识由有到无、由具体到抽象的根据。郭嵩焘将“情”字点入下句，亦通。⒂审核、研究事物的花（华）叶。⒃道：即神。⒄乘：驾驭、应用、因。⒅存天地之神：认识天地万物的本质。使它不因被混淆于他物之中而被漏失，因称为“存”。成形之情：应用于具体事物之中，使之以具体事物的情性表现出来。成，成就，作为。这还是认识的意思，能认识神与具体物的情性的连系，仿佛是使神在具体物中表现出来了。⒆欲存之者：指圣人。全句是说，谁希望认识事物的本质，本质的知识也能把他“圣人”的名子保留下来，使不致名不符实。这一句是说认识本质的重要性。⒇所以，莫此为贵也，即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指认识本质事。
太史公曰：（故）［在］旋玑玉衡以齐七政①，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钟律调自上古②，建律运历造日度③，可据而度也④。合符节⑤，通道德⑥，即从斯之谓也⑦。
旋玑玉衡：浑仪。为测天仪器。有异说，略。七政：日、月、五星。也有异说，略。全句是说，以浑仪观测天体，使日、月、五星运行谐调（整齐），即不致有与天象不合（不谐调）的错误判断。②以上诸元的相互关系，自上古以来不断加以调整。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二十八宿”与“上古”后为句号，其余为逗号。均改。③建立起相互之间的比率，以运算历法，构造起日星度数来。④可根据这些（指上句中的律、历、日度）对日月运行加以度量了。⑤使符与节相合。符，指物候。即万物随时令不同表现出的不同状貌；节，节气。⑥使各自的道德相构通。道德，指规律、品性。⑦就是指此而言。斯，比，这。这里是指“齐七政”或“建律、运历．造日度”以度日月之行等事。
历书第四
刘洪涛译注
【说明】《历书》不在《史记》亡失的十篇之内，主要是司马迁的手笔是无疑的了（也有人持相反意见，如有人说它系妄人抄录《汉志》而成等，多是摘取它的一二纰漏为文，可以不论，）篇末所附《历术甲子篇》序至汉成帝建始四年（前29），至少天汉以后的部分为后人所补（一说是褚少孙所补）也没有什么疑问，与此篇有关的大约有二大问题：一、什么是太初历？二、太初元年的岁名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古今以来，聚讼纷纭，晋·司马彪《后汉书·律历志》说：“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统历，施行百有余年”。南朝刘宋时的何承天则认为，说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统历是无知妄说。理由是《汉志》明明写着汉成帝时人刘歆“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后世赞成司马彪意见的人便主要从破何承天这项理由入手，不外说三统历不是刘歆所作，真正作者是邓平，刘歆是“述而不作”等等。但是《汉志》为何那样写？却回答不出。应该说，太初历是《史记》所载的《历术甲子篇》，它虽不全是司马迁原著（甚至全是伪作），却是汉代人据当时所行历法所补，最主要的理由便是元凤三年（前78）曾围绕太初历展开一场论战。三统历与《历术甲子篇》的最大区别是前者为八十一分法（日法取81），后者则是四分法，而反对太初历的人对太初历的所有攻击都没有涉及八十一分法，这与东汉初（时行三统历）人们对汉历的指责形成鲜明对照（参见拙著《中国古代科技史》第二编一章四节。1991年3月南开出版社版）。
第二个问题是由于《历书》和《汉志》都记载，太初改元诏书命太初元年岁名为甲寅，而三统历以为是丙子，《通鉴》又记为丁丑。对此也有不少人提出过各种解释，僧一行便是较早的一个，清季以来又出了一些专门著作，如收入《诂经精舍文集》中的就有三篇，此外如王元启《史记正伪》等书也有专篇论述，近现代的一些天文史家的著作中也多少涉及了这个问题。由于丁丑的岁名与今日的甲子年号相连，不易推翻；而丙子与它只差一年，赞成丁丑和丙子的人占绝大多数。对于甲寅则有的说它是古历或殷历年名，有的说它是按超辰法得出的结果，还有的直接说它与传统不合，俨然是把丁丑作为正统了。只有少数人认为甲寅是而丁丑非。理由倒也痛快，如王元启《太初改历年名辨》说：“武帝亲降诏书，不应至日甲子犹待后人核正”。这话却是不易反驳。
事实上，由于列国不同历，大约秦汉之间的岁名纷乱得很，太初历以太初上元岁名甲寅，太初元年也取为甲寅；而三统历按刘歆《世经》排定为丙子，都无不可，大可不必定作左右袒：非舍班从马，便要舍马从班，再不然就说××是后人撺乱之文。对其由来有不明处，虽不妨按孔子序《尚书》的传统，阙之可也，下面的注文仍然提出一种解释。老实说，这是不大靠得住的，能为读者提供一点点启示，于愿足矣。
上古时候，历法以孟春月作为正月。这时候冰雪开始消溶，蛰虫苏醒过来，百草萌生新芽，杜鹃鸟在原野中啼鸣。万物都长了一岁：它们从东春时降生，顺次经历夏秋四季，最后到了冬尽春分的时候。雄鸡三唱，天色黎明。以往经过了十二个月的节气，直到丑月即腊月结束，日月运行都已成周。日、月组成一个“明”字，所以才有了正月的这第一个黎明。明就是孟的意思，幽就是幼，幽明就是指雌雄。雌雄交替出现，而又与以孟春为正月的历法相符合。太阳从西边落下，自东方升起；而新月先在西方露明，从东方隐于地下。真正是既不由天，也不由人，世间事也大都是这样，所以凡事都易于破坏，难以促成了。
帝王受天命而改朝换代，对于开始必十分慎重，所以要更改历法，改变服装崇尚的颜色，推本天体运行的起始时刻，以顺承天的意旨。
太史公说：神农以前年代太远，就不必论了。黄帝时考察星度，制定历法，建立了五行序列，确立起阴阳死生消长的规律，纠正了闰月余分数值的大小，于是有了分管天地神祗和其他物类的官员，称为五官。各自掌管自己的一套，不相杂乱。所以百姓能够有所信赖，神能有灵明。民神各有所职，互相敬重，不相冒犯，所以神给百姓降下好年景，百姓以丰洁的礼品飨祭神，以致灾祸不生，养生所需，永不匮乏。
少暤氏衰落以后，诸侯九黎作乱，民神不分，群类混淆，灾祸接连发生，沴气犹不能荆颛顼即位后，就任命南正重负责天事，所有的神祗都属他管理；任命火正黎负责地事，管理民事，使恢复以前的样子，不得相互侵扰渎乱。
后来诸侯三苗随九黎一起作乱，所以重、黎二官都不修所职，润余的排列失了次序，正月的设置也与正岁不合，摄提所指失了规律，历法与天运的次第不符。尧时重新任命重黎二氏的后人，不忘旧功，使他们恢复了原来的职务，还设立了羲和的官职。时刻明，度数正，就阴阳调和，风雨有节，有了兴旺景象，百姓没有夭殇疾疫。尧年老以后禅位给舜，在文祖庙中告诚舜说“为天造历的重任在尔一身”。舜也用同样的话告诫禹。由此看来，造历法是帝王很为重视的事。
夏朝以正月为历正，殷朝以十二月为历正，周朝以十一月为历正。大凡三王的历正如同循环，周而复始。天下治理得好，就不会乱了次第；治理不好，连诸侯也不会执行王者的历法。
幽王、厉王以后，周朝衰微，列国大夫执国政，史官不记时日，为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