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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就陆续给李真增加钱，最后达到105 万元。
李真坚决而持久的对抗，对专案组是一个考验。
光凭信用卡的问题，是无法对上对下交待的。根据群众举报，李真已经是全方
位堕落了，那么多问题为什么就查不出来？是不是有意包庇？是不是因为背景复杂
而不敢查了？向群众交不了账。
向上边更交不了账。初步调查李真有严重问题才立了案，怎么专案组却不能把
问题一项项地查清落实呢？那就反过来证明李真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就赶快放人
吧！
能放吗？不能放。不放，又没有进展，这算怎么一回事？
专案组负责人、中央纪委六室副主任刘森在思考着，谋划着。他是“文革”前
入学的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生，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计算精准，给善于杀伐决断
的朱保成主任当副手，可谓黄金搭档，最佳人选。
但是，“计将安出？”一个多月过去了，李真就是什么也不说。
审讯人员都是从全国抽调来的精英，是“多国部队作战”，轮番上阵，却在李
真这个顽固堡垒面前受阻。你说气人不气人！
那时陈晓颖还在外围执行任务，取个证，追个人什么的，没有机会到审讯核心
中来。
李真倒比一开始放松多了。
他是个人物，专案组对他的审讯格外慎重。逼供信当然是不能搞的，其他方面
也比较宽松，惟一可以紧镙丝扣的就是政策攻心。可是李真在这方面为了以防不测，
提前搜集积累了许多经验，心术已定，软硬
不吃。
专案组的攻心战也不弱，大到过硬的道理，小到细微的人情，都跟他讲了，但
就是穿不透他的心理屏障。
这个屏障很厚实。他不相信自己就这么完了。
他差一点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是的，只差一点，具体说就差一天。
本来3 月2 日他就要到北京参加会议去了，到了北京就进退自如有了回旋的余
地，一切为应付突发事件而必备的各种证件、物品都放在了汽车的后备箱里。
但是3 月1 日下午，他接到通知，让他到省委大院去开会。
为了以防不测，坐的是那部后备箱里装有必备物品的汽车。
已成惊弓之鸟的李真，时刻做好了准备。
出发之前，他向熟人打过好几个电话，问是不是下午要开会，到底有没有这个
会。
别人都说不知道。
他就有了警惕———噢，他一直是警惕着的，当时更高了，但仍然还是轻敌了，
觉得还不至于吧，可能是个极小范围的会吧，他是经常享受这种待遇的。
开会的消息是午前11点多钟一位省领导打电话通知他的。由省领导亲自打电话
通知，时间又这么紧，肯定是个小范围的高级会议，一般的人怎么能有资格参加呢？
的确没有资格参加，只有他有资格。
中央纪委的同志是前一天晚上赶到石家庄的，向省委宣布了“两规”李真的决
定。
这个工作做得很隐密，除了省委主要领导知晓外，还有省检察院检察长侯磊知
道。是侯磊为上边来的人安排的住处。
这个消息是绝对不能走漏的。在对阵双方都认为河北情况复杂的情况下，侯磊
是最得上级信任的人之一。
他是个白面书生，笔杆子出身。先为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在全国开创了信息工
作的先河，后又到保定任市委书记，政绩卓著，并著有《“一把手”论》，成为许
多领导干部案头摆放的教材。1995年调任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廉洁从政，疾
恶如仇，查办了许多大案要案。在不利的政治条件下，他讲究斗争策略，不把激烈
写在脸上，善于打“堑壕战”。
如果说“黑脸”最突出的特点是刚直不阿，那么他这张白面书生的“白脸”最
可取的则是谋略、胆识和智慧。
“白脸”，智慧的象征，并非奸佞者的专利。
检察官的身份加上善于跟腐败和黑恶势力周旋的本领，使侯磊成了李真的天敌。
李真坐着轿车向省委大院驶去的时候，想到了侯磊，想到了来自侯磊方面的威胁。
他掏出手机给北京的一位懂易经的大师打电话，他问：“下午会不会出事？”
要求大师立刻卜卦，立刻回答，已经到了关键时刻，粪箕子扣屁股上———等着使
（屎）呢。
自从他知道中央纪委调查他的问题后，曾多次找这位大师算卦，预测吉凶。一
次他问：“我会不会出事？”大师算后告诉他：“有牢狱之灾。”他又问：“牢狱
之灾能不能躲过去？”大师问他：“你的对手是谁？”李真说：“侯磊。”大师算
后说：“可能能躲过去。侯磊上面有贵人，你上面也有贵人。你上面的贵人比侯磊
上面的贵人大，能躲过去。”
你有你的关门计，我有我的跳墙法。李真当时很得意。但是，真能逃过去吗？
现在到了节骨眼儿上，必须请大师再敲定一下。过了一会儿，大师卜卦完毕，把电
话打了过来，肯定地说：“下午没事。”
李真悬着的心落下了一半，驱车进了省委大院，先到别的省委领导的办公室打
探了一下消息，见确实没有什么异变，才去了叫他“开会”的地方。
他一进门就笑着对通知他开会的省委负责同志说：“开什么会呀？”
省委负责同志严肃地说：“中央纪委的同志找你核实几个问题。”
巴掌大捂不过天来。贵人哪里去了？他的脸“唰”地一下白了。
第六章
6 、不愿当“0。5 ％”
经过了最初的一系列惊吓，他终于稳住了阵脚。他自以为树大根粗，铜帮铁底，
凭着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里里外外的关系、势力和贵人，他一定能够
躲过“牢狱之灾”。船破有帮，帮破有底，完不了！
如果就此完了，那可就太不公平了。
他认为腐败的并非他一人，他们没事，惟独我一个人有事吗？只要不说，只要
不彻底暴露，就没有问题。他们没有问题，我也没有问题。这种虚假的局面必须维
持下去。
他曾对一位记者说过：“我和部分有一定地位的人的子女交往时，看到他们吃、
抽、穿、用极为奢豪，请客送礼非常大方，一出手就是好多钱，眼睛连眨都不眨。
时间一长我知道了其中的秘密，他们这些钱多是依靠关系开公司、做生意，牟取暴
利。对此，我既羡慕，又不平，我也握有一定的权力，需要一定层次的交往，既然
他们能弄到钱，这样消费，我为何不能？”
推而想之，他们没事，我就应该有事吗？由此坚固了他的抗拒心理。
别人没有暴露，他暴露了。活该他倒霉。但那是一个群体，物伤其类，兔死狐
悲。他希望有人来救他。他不交待问题才能救，交待了问题就不好救了。
其实部分人就是不说，都是心照不宣，谁不知道对方是腐败的，受贿2000元就
算违纪，恐怕部分人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的都不止吧？但有几个自动坦白出来了，自
动交待出来了？还不是说的方的，行的圆的，不仅不坦白、不交待，还要大唱高调，
说真方，卖假药。只有如此，部分人才能维持住局面。
少数腐败干部“台上讲慷慨正义之词，台下想升官发财之路，平时干肮脏龌龊
的勾当。”李真这样概括说。
他还对一位记者说：“你看看，问问，认真了解一下，在今天，少数腐败干部
有没有急民所急，忧党所忧？他们也不为国家的前途担忧！逢年过节，他们也都要
到贫困县和国企慰问个别过不起节的农民和下岗职工，送这些人一袋面粉，或是100
元钱，就激动地流泪。可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有的干部回到宾馆，喝五粮液，吃鲍
鱼，一顿花销的钱不知能让他们用几年。”
绝好的现身说法。
不过别人的环境都比较宽松，因为人家没有被圈起来——圈不了那么多。他被
圈起来了，是一个不幸。但心理上的不平衡是消除不了的，所以要抗拒。
他还说过：“现在有一部分有问题的干部。我记得，1999年一家报纸刊出消息
说，我国当年查处厅局级干部184 名，挽回经济损失47亿元，这个数仅占干部总数
的0。5 ％。我记得当年全国居民储蓄是7000亿元，一位经济界人士曾给我算过一笔
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