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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事是前所未有的。1986年12月在法国就出现过这样的情景。全巴黎都在谈论这件事，就像谈论罢课一样。这的确是某些日报的一个伟大节日，直到帕斯卡和宠特罗①放出他们的警犬。
①官方警特人物。
说来话巧
我的母亲最怕公职人员，长官，财政局的人，衙门的门房，海关人员，所有叫你守法的人，她都怕。穷人的精神状态这种痼疾总是让她不断地出差错。这种毛病我也未能完全摆脱。经过学校几次口试，我母亲那种害怕心理我倒是给剪除了。每次口试取得成功，克服贫穷家庭那种痼疾就向前推进一步。说来话巧。真像是我在同那个准备把我消灭掉的社会进行殊死搏斗。歌唱家、演员不能不和观众融为一体。人家出钱，目的就是听你唱、听你讲，为了生活你必须“有”这些敌人。控制话语，鼓动剧场，一经做到，以后也就畅行无阻了。有人认为你有责任不要让跑来听你的人失望。不过，还不够，还要加上一点，必须把审判你的那个人干掉。
绿牛排
不，我从来不怕得罪这些人。可是我熟悉的人，人人都怕，怕失去他们，我可不，我偏不去讨好他们，我要让他们知道，并不是人人都非由他们摆布不可。去买一块牛排，他们把“牛排好看的一面”红红的拿给你看，我要求：“请把另一面给我看看。”他们回答说：“我把另一面拿给你看，是同一块肉……”于是他们把第一块放开，看不见一面朝下放归原处。那天我从医院回家，仍然是肺气肿病发作，我就让扬去给我买一块牛排，我想吃点肉。扬见了商人什么都不敢说，不论要他怎么他都可以忍受，包括下毒他也不出声。那天他就举着一块发绿的牛排回来了。是一块已经发绿的肉。我拿起来给他看。我对他说：“你一句话也不敢说？”他说：“是，我不敢。”我忍不住。我哭了。我对他说：“你听着，这是我从医院回家第一次吃饭，你把他给我扔掉，再去买一块。”他说：“我没有想到。”我哭也哭不下去了。我拿起那块牛排，丢进垃圾箱。我都气疯了。牛排竟是绿的，我气得脸发青。等他回来，准备和我一起吃饭，我就从垃圾箱捡出那块牛排给他放到他的碟子里。他走到桌前，看见那块牛排，吓得大叫，最后他又把它扔回垃圾箱。饭桌上，就不见他踪影了。
讲到一般待人接物，我还有一种怪癖。就是和临近的人如何说话，特别是在飞机上。我说是要人家回答我。如果回答，他可以安心，我也放心。我谈谈风景啊但认为这种发展的动力是由于人先天具有的“自我完善能，或者就风景一般地说一说，在飞机上，同样是可以谈风景的。在火车上，和不认识的人谈话，我就讲讲大家看到的事，谈谈风景，说说天气。我常有一种要说话的愿望，很迫切，很强烈。
有一次，在飞机上，我正好和一位先生坐在一起，他不答话，不论谈什么问题语》：“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南宋朱熹注为：”，都是一言不发。我也只好作罢。我对自己说，在他看来，我这个人一定令人不快。他并不认识我，这一点我头脑里想也没有去想。可是当他离去的时候，他对我说：“再见，玛格丽特·杜拉。”他不愿意和我谈话，果然是这样。
你不愿意？
说起我曾经讲过的那件事，即作家、女小说家引起性的欲望的那个问题。我已经七十岁，还是想讲一讲：那是在几年之前，两、三年前，我收到一个人写给我一封信，信属于这样一种类型：“我想在1月23日星期一上午9时与你做爱。”我想：这肯定是个疯子。后来也就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可是1月23日星期一上午9时，有人揿门铃。是谁？说：“是我。你把门开开。我给你写过信……”我说：“你这是开玩笑？”他说：“你不愿意？”我说：“那，我可不愿意。”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就对着大门躺倒在地。一个上午就躺在那里不动。我给几位房客通电话，我们平时非常团结互助，他们知道我经常遇到麻烦事。他们来了，对那个年轻人说：“你知道，我们彼此对她都了解（原话如此），她是决不开门的。”那个年轻人，他说了一些很动听的话，例如：诺，我反正接近过她了，很好很好。”下午到来之前，我未能走出家门。后来，他也就走了，也没有说一声再见。
我说：不是我，是别的什么人写《洛尔·瓦·斯泰因》，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没有什么困难就接受它。还有《副领事》。还有《痛苦》。还有《大西洋人》。要么是我停笔不写，要么是我写里纳尔迪①那样的作品。谁知道？
①里纳尔迪，法国当代小说家。
萨特，大多数时间我对他根本想也没有去想过。若是想到他，我不得不说他与索尔仁尼琴近似。一个没有古拉格群岛的国家的索尔仁尼琴。我看他是孤独一个人住在他自己制造的沙漠上。这也是一种流放。我多么热望康拉德现在还在世。每天都有一位新的康拉德出现，那该是多么幸福。
这几年，以我来说，着迷的已不是普鲁斯特，着迷的是穆齐尔②，主要是《没有个性的人》，最后一卷。今天是9月20日，应该说，我会说的，我今年满怀激情阅读的作者是谢阁兰③和穆齐尔。但是，今天，9月20日，多年来我读过最美、最令人震惊的却是马蒂斯关于巴恩斯团体的舞蹈的书，《论艺术随笔与谈话》，诗人多米尼格·富尔瞳德编，埃尔曼版。目前我在读勒南的《耶稣传》，还有圣经。这期间我还读让·厄斯塔什《妈妈和妓女》中极好的对话。我的书是不是难懂，你想知道，是吗？是，是难懂。不过也不难。《情人》很难懂。《大西洋人》，很难懂，又如此之美，是并不难的。宁可让人不理解。其实，这些书，人们是不可能理解的。因为在书和读者之间，涉及一种已被剥除的关系。有人在诉怨，有人在哭，那就一起诉怨一起哭吧。
②罗贝尔·穆齐尔（1880…1942），奥地利作家，他的《没有个性的人》是一部未完成的巨著；第一卷1930年出版，第二卷1933年发表，第三卷1943年由后人整理出版。
③谢阁兰（1878…1919），法国作家，诗人，1908年来到中国，曾去西藏旅行，在中原地区进行考古，还去过东北，1919年出使南京意外死去（有说是自杀），留有小说、诗作等，他的作品越来越引起重视。
普瓦西瞭望台
在巴黎写作，对我来说，缺少的是外部环境，不能外出。在我所处的四周环境，我被剥夺竟到了这种地步，任何人都无法忍受。写作所需要的地方与不为写作所需要的地方，我同样都需要。在巴黎，对我来说，到外面去是难上加难。一个人，不能到外面去，那是不可能的。我在外面走的时间不能长。到了外面，我就感到呼吸困难，透不过气来。在黑岩旅馆，在那空空暗暗的走廊里，我呼吸很好，感到舒服，在里面走一走，也觉得很好，很舒服。二十年来，人们说我得了肺气肿这种病。我有时也相信是这样。我离开我住的公寓。一走出公寓楼梯平台，病就发作。我离开我的住处，情况一改变，就像进入像用剃须刀片切开来的外部那样。好像是“我进入”大街的“内部”。街上照明非常强烈，大街成了一个大囚笼，这可能就是那个外部，不过是紧密封闭的。在我脑子里，那非常接近于监狱隙望台用强光照射物体外表层面，特别像普瓦西那座老监狱①，我是经常从那个监狱前面走过的。一律以强光照射绝无半点阴影，肉体在其中稍有逗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当然希望这是由于我得的那种肺气肿病所致。可是，大门一关，坐进我的汽车，那我就得救了。我到底是怎么得救？因为从你们那里逃脱出来，所以得救；是从你们那里逃走，因为我在写你们，为你们写作，我不论到哪里，即使是在大街上，你们反正总能认出我来。这种恐惧对我来说，已经无可救药。只要我一进入实施写作的空间，敞开的、公开的、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空间，只要我投身于其中，只要我讲到街路、过街横行道、广场、城市，那种恐怖就向我袭来。别人可以从他们家里走出去，到外面去散步，看看，随便走走，对于我，多年以来，早已结束了。我将永远不会和这些人、和你们是一样的了。幸好我有汽车。有了汽车，我就可以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