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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成一个确有悔改表现的阶级敌人的典型放回了家。可是，过不多久，解放军对这个地区实行了军管，当然要先拣重大的案子查，贺立德马上就跳出来翻案。也不知他胡诌了些什么，害得十几名解放军的外调人员夹着公文包，西安、北京、天津、兰州，跑了个遍，汽车、火车、飞机行程数万里，花了国家几千元差旅费，才弄清楚是个大冤案。而贺立德也就光明正大地以革命领导干部的身份进入了地区革委会的领导班子。从此，老贺官运亨通，历经一九六八年以后中国的所有政治运动，再没有受过罪。
看来，命运就是无数未知的偶然性遇合的现实性。如果那天他没去参加批斗会，如果贺立德批斗完了没去上厕所，如果他在臭气熏人的茅坑上不是这样教贺立德，只泛泛地安慰几句，或陪着洒几滴无济于事的眼泪，那今天会是种什么局面呢？也许，老贺没有开窍，糊里糊涂地被整死了——这样含冤而死的人还少么？也许老贺会受不了“造反派”的逼供而自寻了死路——这样的事情也不是没有，而且贺立德那时的确到了绝望的地步。那么，贺立德这颗福星就不能再分给他光泽了，他那颗星也就黯然失色了。
然而，幸运就在这里，幸运就在这样一句话。啊，命运啊命运……
可是，事情还并不到此为止。
他从厕所钻出来，向广场走去的时候，发现站在厕所门口的两个学生模样的“造反派”一直用怀疑的眼光盯着他。两人嘀咕了几句话后，又分出一个人照直对他赶来。虽说那时候“造反派”们还没有弄上枪，他对付这样两个娃娃绰绰有余，但人家是一帮人，惹了是非是不会有他便宜的。再摸摸裤子口袋，钱全给了贺立德，现在又没有姜麻子那本红皮折子；语录本光能念，当不了饭吃。于是，他灵机一动，踅过脚跟向县委大院旁边的那座青灰色的两层砖房，所谓的工办大楼走去。
从此，他踏进了一个动荡剧烈的政治活动的圈子，并凭着他农民的狡黠和机敏，凭着他的良心和理性，也和贺立德一样一帆风顺，左右逢源。因为如此，后来县上的人根据他的姓——魏，给他取了个外号，都在他背后用一种既亲昵敬佩，又鄙视妒忌的口吻称他——“半个鬼”！
第四章
黄河那边，先是泛出朦胧的鱼肚色的光亮，不大一会儿，一轮橘色的月亮就在沙坡顶上悬起，徐徐地散射出黄澄澄的光华。前方那片小树林，一边沐着月光，一边蒙着浓厚的阴影，看起来神秘而又绮丽。古道上的车辙，在月光的斜照下更显得凹凸不平，更显得漫长得没有尽头了。
有一阵子，田野和荒滩一下子变得寂静肃穆，像惊讶地向月亮表示敬意一般。随即，黄河那边吹来了一股飘忽的、温暖的夜风，传来了水声和闷雷似的沙岸崩塌声，并且更加清晰，更加震撼人心了。
毛驴车蹈蹈地走着。驴也有夜眼，老一辈人是这么说的，就是它左前腿内侧的那块灰黑色的疤瘌。所以人坐在驴车上不用赶，它自己会认识路的。
他躺在栏板上，默默地聆听着河水发出的一切音响。他甚至能听见河滩边上漩涡冲刷苇叶的沙沙声。那声音细微、急促，而又连续不断，使人不能不敬服苇叶的耐力、刚毅和顽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话不假。连河边生长的草草树树，都表现出一种坚韧的生命力和无畏的英雄气概。
唉！但是，说来惭愧，作为这个民族的个人来说，却不总是如此英雄的。譬如吧……想到这里，他收起了笑容，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这事情是从啥时候开始的呢？
开始是，整个世界好像一下子变得暗淡下来。天，仍然是那样的天，天上有太阳，有月亮，有云彩，小鸟啾啾地还在空中飞……似乎一如既往。但是，这一切的一切，热度、亮度和力度仿佛都减弱了。人的眼睛如同害了眼病，糊了一层厚厚的眵目糊，眼前所有的东西全蒙上忧郁的阴影……
果不其然，让尤小舟说中了，一场建国以来从未经过的困难来临了。
就在这样的一天，在县上开完整风整社的“三干会”，县委书记贺立德把他叫到办公室。
“情况虽然很严重，但我们还应该有信心，而且，我们还是有办法的。今年，我们还是要争取‘开门红’；要打破旧风俗，旧习惯，过个革命化的春节。你这个先进大队，一定要带头哟！”
贺立德微蹙着眉，坐在办公桌后面，虽然看起来这位县委书记也忧心忡忡，但说话的口气还是想鼓舞人心的。他坐在贺立德面前闷头不响。还怎么过“革命化的春节”呢？生产粮食的土地，好像遭到一场可怕的龙卷风的扫荡，在一夜之间刮得精光；听说，一车皮一车皮的吃食，运到庄户人听也没听过的叫啥“伯亚”的地方。门口贴的那副“放开壮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红对联还没有褪色，即使是魏家桥大队的食堂里也只能每天供应两顿米汤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听到什么“先进”、“带头”的话，简直不寒而栗。
“嗯，怎么不说话，同志，可不能右倾啊！老实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动摇，可是要犯错误的哟。尤小舟的教训咱们都应该吸取呀。”
他慢慢抬起头，接触到贺立德严厉的目光。霎时，一种不祥的预感在他心头跳了一下。果然，贺立德问他：
“你们大队，现在谁表现得最坏？”
他避开贺立德的眼睛，装作在考虑问题，脑子里却记起尤小舟那话：要时时刻刻保护好自己的乡亲……
“嗯，这个……现时都够坏的，叫谁出工谁不出工，出工也是不出力，说是害了浮肿病，干不动……”他闪烁其词地回答。
“嘿！魏天贵同志，老实说，你这种思想是十分糊涂的啦。什么浮肿病？那纯粹是阶级敌人造的谣！”贺立德不满地瞪了他一眼，不过还是耐心地开导说，“整风整社，首先就是打击坏人坏事。越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阶级敌人就越猖狂，这是个铁的逻辑。老实说，不打击坏人坏事，我们就不能领导群众度过困难。这是次运动哩。当然，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有极少数。你想想，谁的表现最坏？嗯？”贺立德把重青放在“最”字上。
“要说坏嘛，各有各的坏法。”他仍然不点具体人的名字，“富裕了，人人都不错。生活一困难，那真是‘洪洞县里没好人’哩。”
“哎呀！”贺立德被他搞得烦躁起来，“你一向精明能干的，这会儿怎么这样糊涂了？这场运动，我还准备先从你们大队试点，然后在全县铺开哩。同志，要争取走在运动的前头呀！”但是贺立德毕竟是个有修养的干部，他把面前的文件往旁边挪开一点，压了压自己的急躁情绪，又恢复常态说，“魏天贵同志，上面的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好人占百分之九十五，百分之五是地富反坏右和各种各样我们还没有发现的阶级敌人。老实说，我们这个省又比较特殊。解放前我们省不到一百万人口，可地方军阀的部队、政府里的公职人员就有十万。所以我们省比例就更大些了，‘双打’的任务就更重了。我们不按百分之十，也不按百分之五，最保守的估计，百分之二三的坏人总有的吧？你老实说，一百个人里头有没有两三个坏人？对呀！这你也承认有吧。按这个比例，你们大队四百多个社员，难道就没有七八个坏人？你好好想想。”
“嗯……是不是都得送去蹲劳改？”沉默了一会儿，他试探地问。
“这个嘛，那不一定，像你们这个一向先进的大队，当然不必要都送去劳改，挖出来，管制住就行了。但是，极坏的一两个，还是有必要法律制裁的。不这样，打不下坏人的气焰。”
看来，再没有讲价钱的余地了。他开始认真动起脑筋来，想着把谁送去蹲劳改合适。那“挖出来，管制住”的，不必操心，随便拿谁顶个数都行。管制不管制，在他手上哩。
全大队四百多个社员，他了如指掌：地主王海早死了，子女都在外面，有的教书，有的还当了干部。几户富农和他们的家属，现在胆子比兔子胆还小，干起活来比驴还听使唤，也不能昧了良心说人家坏。其余的都是贫农、中农。他扳过来、拨过去，觉得把谁送去蹲劳改都不合适，最后，精明剽悍的眼睛竟茫然起来。
“嗐！”贺立德又烦躁了，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手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