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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掉中产阶级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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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中国的农民。关于如何认识中国乡土文化精神、农民性格的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我的论文《文字对声音、言语的遗忘和压抑》（《文艺争鸣》2002年第4期），我这里实际想要强调的是：阿Q是一个在启蒙偏见之下被塑造出来的人物，因而他作为一个农民身上的正面要素完全被低估了，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个身上的正面要素被低估了的农民形象，其被当作反面典型加以认定的东西，依然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再探讨的。但是，直到如今，中国文学界对此并无真正的反思，因而它依然主宰着许多中国当代作家对中国农民的认识，有的时候这种主宰是有形的，有的时候这种主宰是无形的。
当代作家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受到了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范式的框限，这还仅仅是当代中国作家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农民之原因的一个次要的方面。更次要的方面是，中国当代作家在生活上与当代乡村的隔离。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对农民、对乡土的确是非常隔膜的。当代作家无一例外地都成了城里人，无一例外地成了“知识分子”，本来这并不构成作家和农民之间的隔膜，但，这是中国，因为户口关系，这种身份的变化却成了不可逾越的阶层鸿沟。《泥鳅》在上海某大学召开研讨会的时候，笔者亲耳听到了上海籍学者对农民工的蔑视之词。我知道他们并不是天生就歧视别人的人，他们甚至都是道德高尚的好人，但是他们对农民工的恐惧和蔑视却是那么真实地摆在我的面前。他们的城里人身份决定了他们的立场。我知道其他中国作家也不例外，甚至那些宣称来自农民，同情农民的中国作家也不例外。他们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大多失去了真正体解中国农民的可能。
他们的生活已经城市化了，而在中国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是割裂的。在城里生活着的中国作家，他们的生活资源日益单一，乡土精神资源日益枯竭。“随着跨国资本的进入，中国城市市民以及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生活信念发生了质的变化，生活赖以存在的各种资料处处都打上了跨国资本的烙印；我们用的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是他们生产的，即使是在中国国内生产的大多数也用的是他们的技术、他们的标准；我们吃的肯德鸡、麦当劳、必胜客是他们提供的（他们不仅提供了食物，而且还提供了我们吃饭的标准范式）；我们听的迪斯科音乐，看的好莱坞电影是他们制作的（他们不仅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视觉和听觉的材料，还同时提供了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物质精神生活的资料，同时也附带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标准。”而且这种标准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精神领域。这就是中国城市的现实。
但是在农村呢？城市越是国际化、市场化，它和中国乡村的联系就越是薄弱，它在精神上就越是和中国乡村隔膜，因为二者不仅仅在外观上，而且在精神上都完全是不同的，对于中国城市市民和知识分子来说，农村完全是另外一副景象，他们完全不了解，也没有机会和动机去了解的景象。中国城市和乡村的联系越来越微弱了，解放初期大多数城里人在乡下都有亲戚、朋友，中国城乡基本上保持着血缘上的联系，精神的沟通，但是解放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和乡村那种传统的血缘的联系越来越弱了，弱到如今绝少城里人在乡下有亲戚了，弱到如今绝少乡下人有机会到城里生活了，他们甚至到城里访客的机会都没有，城乡割裂使中国城乡通婚的传统，乡土社会为城市社会提供精神和人员动力的传统全部淹没。
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之后的当下文学，出现了严重的城市化、小知识分子化倾向，乡土题材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新生代小说的兴起就是一个表征，新生代小说家中绝少有触及乡土题材的，城市小知识分子生活正遮蔽着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生活真相，一个有着8亿农民的国度，在文学的世界中，我们却难以看到农民题材的作品，为什么？是谁，用什么东西遮掩了他们的存在？是谁将他们驱逐出了文学的领地？我曾经观察《作家》、《青年文学》、《钟山》、《花城》、《北京文学》等杂志，常常这些杂志上会连续数期都看不到一个农民题材的或者工人题材的小说。这些，中国生活的最大多数，这些中国生活最本质的方面，为什么得不到表达？因为他们的生活对我们今天的写作者缺乏吸引力，因为他们的生活无法满足跨国资本对利润以及对粉饰生活、炫耀中产阶级趣味的需要，因为他们的生活得不到那些生活在城市里的文学消费者的认同。
我在另外文章中曾经写道：“我们的作家正被一种可耻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生活趣味左右，他们已经堕落为城市中产阶级趣味的最无聊的代理人，他们以中产阶级的趣味为自己的趣味，为贫民大众制造绣上了中产阶级生活幻觉的眼罩，他们悄悄地转移了贫民大众对自身生活的真实感受，而代之以中产阶级赝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走到了贫民生活的反面，成了真实生活的敌人。如今，我们年轻的作家们都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他们在城市的集中程度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在，我们已经很难发现一个真正的农民作家，甚至，我们难以找到一个生活在农村的作家了，即使是生活在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的作家也寥寥可数。即使是在城市中，年轻的一代作家也很少有当过工人的经历。他们大多是一些大学毕业以后被他们小小的写作才气娇惯坏了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彻底地和工人、农民绝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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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快口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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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给人感觉是他很失望，对人性他似乎比较悲观，只是对爱情保留着幻想。在王小波的作品中，一方面是辛辣的嘲讽，彻底的批判，对历史勿庸置疑的否定；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的呼唤，对明确的理想主义，对自由的呼唤，对人的感性生命的尊崇。比如《沉默的大多数》，我们知道他在批判，同时也饱含理想。这个人物出现，表明沉寂了半个世纪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重新登场，并且有勇气说出自己的立场，有意志坚持自己的立场，朝着这个方向迈进。他的早逝的确是文坛的一个损失，当然我也不赞成现在把王小波神化，我们中国人一向有把死人神化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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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被误读的大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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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核心焦虑之一
葛红兵：20世纪即将过去，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走过的历程，鲁迅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对象。1949年以后他成了文化领域“最坚定”、“最正确”、“最伟大”的代名词；文革中他更是到了神的地位，知识分子必须通过鲁迅来说话，用鲁迅语录、鲁迅文本来说话；文革后，人们依然没有忘记鲁迅，鲁迅不是像某些人所预期地那样会失去崇拜，而是崇拜者更多了，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精神失范人们再次想起了鲁迅，如“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张承志、张炜、王彬彬、李锐等的立场；而去年“断裂”调查所显示的青年作家对“鲁迅”的反抗则是另外一种借鲁迅说话。当代中国，鲁迅已成为一个理念。仿佛居于鲁迅当中或者自居于鲁迅的对立面，人们就占有了某种力量，占有了某种武器，说话就仿佛有了底气。鲁迅似乎成了一个救星，当人们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就拉出鲁迅来讨论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