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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诞生的、纯粹的这样一些原则，这与后世宗教理解已经非常接近。中国人那么容易地接受了启蒙的理念可能和中国传统思想有关。比如说启蒙的民本思想，在先秦时就存在这种“民贵君轻”等一系列的思想源头。启蒙把人的问题放在现世来解决的这个思路与中国传统把人放在伦理社会中来解决的思路实际上是一致的。但是，启蒙的一个来源是对神的反对，另一个来源是对古希腊思想的衔接，中国思想是没有这类东西的，所以我觉得中国思想的问题是它没有找到本源的独立于现世社会功利要求之外的自我线索，这也是启蒙这种思维方式在西方能成功而在中国不能成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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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社会架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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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图：思考中国思想的问题还是要回到中国历史特殊的境域当中。19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变化是在西方的威压下发生的，这个大前提我们还是要注意到。中国过去一直存在着文化中心主义思想，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中心主义国家，它与周边的日本、朝鲜都是进贡的关系，文化上以中华文明为最高的。除了在汉代时佛教文明传进来，后来又有伊斯兰教、基督教传进来，中华民族的确没有受到更强的文化挑战。到了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这种文化中心主义的优越感就丧失了。文化中心主义在儒家文化中还是明显存在的。儒家思想把比自己文化程度低的蛮族称作野蛮人。这种文化中心主义的心理进入近代以后在西方打压下一下子就崩溃了，出现了心理上的极度不平衡。所以当时提出的“中体西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传统，另一方面又不能很好地得到和消化外来的东西。
郜元宝：刚才王宏图所讲的一点我非常同意，就是说由于中国固有的传统的一部分发生断裂，所以中国现代思想很难继续享用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传统。它虽然表面上是以启蒙为现代思想开始的，但启蒙到底从哪个角度吸取了西方的东西，我们可以说，中国现代思想的历史也没有很好的和西方一样共享他们的传统，当然这也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中国思想在三个方面都显得很困难：如何确立它与自身传统的关系，如何确立现代中国的思想与整个西方传统的关系，什么是西方传统至今没有说清，因为西方有很多传统。在这个夹缝里曾经有一些立足于现实的知识分子，尤其以鲁迅为代表，发展出一种现实战斗精神，他们在开放的面对西方现代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时，更强调它与中国现实遭遇时的选择创造。这是一种现代性的挣扎，鲁迅的挣扎，实际上给我们的遗产是很苦涩的。在这三条道路上中国都没有走通。在我看来这些可以归结为一点：中国思想从传统的“家”里面走出来以后，并没有找到一个现代的家，没有一个依托，在很多的可选择的道路面前迷失了，无法选择。中国现代产生了一些研究古典的专家，也产生了一些研究西方的专家，甚至也产生了一些在夹缝中呐喊的斗士型的专家，但是没有真正的特立独行的思想家。
葛红兵：中国启蒙思想失败主要是因为思想没有根性，没有获得它的自生性，什么叫自生性呢？比方说西方现代思想有它的自生性，它自己从它自身内部产生了人权的问题，如何处理国家主权和人权关系的问题，如何处理人和大自然的问题，如何处理后现代的问题，如何处理全球化的问题，这些都是西方思想谱系当中自生出来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现代思想主要是没有获得这种自生性，比如说我们在“五四”的时候获得了新文化革命这种现代思想的源头，此后，它并没有获得自生的问题谱系，我们后来的问题都是比附来的，革命的问题是跟巴黎公社、苏联革命比附来的，包括90年代以后我们碰到的后现代问题，当下所面临的全球化问题，实际上都是从西方比附而来。这种比附在我们现代思想家那里都存在。
郜元宝：我注意到中国的学者不管哪个年纪，都很常用一个词，叫做“悖论”或者“相对”。从中国学者的立场考虑问题，左也是，右也是，好像很难找到一个绝对的东西，我们好像很害怕绝对论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对西方的态度分为两种，一种是全盘的西化，认为西方的方向就是我们的方向，另外一种就是完全的拒绝。这两种态度好像都有各自的理由，好像很难决出胜负来。我们很容易挑一个国粹主义思想的毛病，也很容易挑一个全盘西化的人的毛病，比如说我们对自然资源的态度，我们的传统是偏爱和谐的传统，而我们自己恰恰是为了发展的需要，大面积的破坏这种资源，没有一个中心的思想让我们找到一个位置。我们说中国是一个伦理化的国家，但是在这样的伦理化的国家，人际关系却非常的可怕。而且我们现在的称谓都是非常混乱的。我不知道这是中国思想迷失的背景，还是结果。一切都是相对主义的，随机的，不愿把自己的思想贸然的依附于某个绝对的存在，比如现代有很多作家对西方的信仰，比方说基督教的信仰，有一部分的接受，但根本上仍是一个世俗的东西，在世俗与神之间很难作出选择，我们就只好作出一个很含混的态度，“随它去吧”。
王宏图：这使我想起原居德国，后来移居美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卡奇在分析法西斯的起源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虚无主义者很容易变成法西斯主义者。特别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起源，就是在普遍的无望、虚无的时候。因为现代民主制度和科学使我们离神越来越远，但是我们潜意识当中实际上是渴望神的，就像无望之中有一道光，我们就在无意识当中趋从它。实际上，法西斯并不能被简单的随便的轻视。它在历史上对处于绝望中的民众有种很强的诱惑。
郜元宝：所谓思想的危机，应该首先想到的是某种东西倒了，某种匮乏，但在中国不是这样的，相反是表现为多种声音在争抢，非常多的价值在争夺，好像走进口号的树林，标语的树林，价值多元的树林中迷失了。这不是因为我们缺乏价值，而是太多的价值供我们挑选，我们目不暇接，而在众多可选的价值中，根本的东西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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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制造了我们对异邦的想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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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兵：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家乡墙上的标语：比如“反苏防修”。那个时候“苏修”是我们特别常用的词，我们常常把这个词用在不喜欢的孩子身上，如果那家伙有点坏，我们就叫他“苏修”。我们家乡有个老太，因为那个时候到处在宣传要抓“苏修”特务啊，“反苏防修”啊等等，她听不懂“苏修”是什么，因为“反苏防修”要“深挖洞广积粮”，她想来想去觉得“苏修”是像黄鼠狼一样的动物，她跟我们说“苏修”这种“畜生”虽然她没有见过，但可以肯定是很坏的，会吃小孩……这些扎根在我的印象里面，使我在那个时代，在童年时候建立一种直观印象——外国人很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
郜元宝：我小时候也有这种类似的经历。在封闭落后的乡村，随处可见大量关于外国的宣传。我们那里的乡下人绝对相信，标语、口号、广播、报纸（难得一见）、墙报中的零星杂乱的宣传就是对于外国的真实而正确的报道，对此恐怕谁也不怀疑。我算是读书人了，但是在当时，也就是小学到初中那会儿吧，对于老百姓为什么喜欢在田间地头或夜晚昏暗的油灯下那么喜欢说一些跟自己无关的外国的事情，一点也不觉奇怪。对老百姓来说，那些来自于异域他国的知识和来自远方的我们不太能接触到的中国高层政治，并没什么大的区别，它们实际上已经构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什么时候没有了，就觉得心里空得慌。那里面包含的许多遥远很陌生的内容，被底层民众用闲谈的方式所利用，变成了一个很贴近的存在。老百姓天然有一种对于外国的好奇心。
但中国人关于外国的知识应该说是从现在才开始真正变得重要了。现代以前，尽管在明清或者是更早的时候，知识分子中间就有“海客谈瀛洲”式的对异域的谈论，但那时还只是作为大中华文明圈日常生活的点缀，并没有从根本上提出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具备哪些外国知识。当时的知识分子跟我上面所说的农民一样，都觉得这一点并不是那么重要。“五四”以后，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在本质上就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