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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盲人骑瞎马在大平原上旅行，自以为四处都有绝壁和陷阱。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既可
能被这样那样的批评束缚起手脚，本来并没有犯什么错误却自以为犯了错误，又可能为
这样那样的“新思潮”、“新主义”所吸引，搞得眼花缭乱，自己已经走上岔路却自以
为一贯正确。这样，他怎么还能够处理好自己本来可以说已经相当丰富的、并且有一定
典型意义的生活素材和生活感受呢？
我当专业作家的时候，所谓的“伤痕文学”（这个概念极不准确，故妄借之）已经
到了尾声了，党中央已经提出了四项原则，文艺界已经强调起作品积极的社会效果来。
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我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想在现实问题上发现和表现自己的激情，于是
我写了《龙种》。《龙种》在艺术上没有成功，我已在一封书简（发表于《人民文学》
一九八二年第六期）里总结了教训。但那绝不是因为我写了政治才削弱了艺术性。在写
《龙种》时，我是顶着社会上的一股风的。当时风行的是“引进外国现代化农机是促进
农场改革的可行办法”这种观点，报刊上大力宣传着黑龙江某大型农场引进美国农机的
“先进经验”；农村的生产责任制还被认为在农场是不宜推行的；企业经济责任制的概
念还没有完全形成，国营农场的改革不过是固定工资加奖金罢了。而三年后的今天，宁
夏农垦工作会议讨论的结果，却正和我在三年前写的《龙种》中的文学语言完全一致。
当然，现在再来看《龙种》这部小说和电影是没有什么味道了。然而，现在至少证明了
我在搞专业文学创作的起步时，是处在自由状态之中。
我在《河的子孙》这部较长的中篇中，没有回避“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我认
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实际上，社会主义新人和中华民族在当代的伟大性格与特点，
也正是在“反右”以后的一段历史中磨练和表现出来的。于是我从“反右倾”、“文化
大革命”，一直写到推行农村生产责任制，写了一个黄河岸上的农村的村史，而且毫不
回避地写了“造反派”的武斗场面。后来有读者来信问，我没有让韩玉梅死，又把她送
回魏天贵身边，是不是有意安上的光明的尾巴。其实，那只是出于我个人对魏天贵的同
情而已；我爱他，所以不愿意看到他晚景凄凉。在整部小说中，在全部阴暗的背景上，
都晕染着新时代的曙光，光明不是在尾巴上，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个性中。我一
直这样认为，阴暗写透了就是光明；一片纯然的光明还是等于黑暗。我全部作品都没有
回避阴暗，相反，我写阴暗时力求透过纸背，达到生活的“本然的真实”——美丽与光
明。阴暗写不透，讲究“分寸”和“角度”，就会削弱作品的真实感，反而达不到积极
的效果。
在《肖尔布拉克》以后，我写了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说实话，到这时我已遏
制不住对杜会主义改革的热情。因为全部情势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如此艰难复杂的
征途中，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我们国家便寸步难行。我相信《男人的风格》会引起评论
界的注意，也可能由于描写了主人翁大胆的议论和泼辣的行动而受到这样那样的批评。
但我确信，我笔下的主人翁的行动尽管和某些具体文件规定的条文不尽相同，他还是和
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他的行动和某些已经形成的
习惯与流行的意见不同，他才是真正和党中央在政治上高度地一致的。他的议论虽然独
特，却全部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根据。
在一次座谈会上，有同志曾递上条子问我；“你究竟想干什么？是要当文学家还是
要当政治家？”我说，从我开始搞专业创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没有准备当个为艺术而艺
术的文学家。二十二年痛苦的经验告诉我，中国政治如果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
主义，便没有什么文学家存在的余地；象牙塔固然美妙，绝不能够建立在流沙上。不管
你在艺术上有什么追求，都必须先创造一个能以使艺术繁荣的社会条件；文学离不开政
治，中国当代的文学家更应该首先是个社会主义改革家。
这种想法，特别体现在我写《绿化树》上。我写这部中篇时，正是清除和抵制精神
污染被一些同志理解和执行得离谱的时候。谣言不断传到我的耳中：先是说中央要点名
批判《牧马人》，后又说自治区宣传部召集了一些人研究我的全部作品，“专门寻找精
神污染”。根据过去的经验，要“寻找”总是能“寻找”得出来的。但我坚信党中央提
出清除和抵制精神污染的实质，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而不是像谣传的那样似乎又
要来一场什么“运动”。如果提出清除精神污染之后反而使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有某种衰
落的迹象，人民不会去骂那些乘机推波助澜，想搞一场“运动”的人，却会埋怨党中央。
那些背离了党中央精神的理解（有的是可以见诸报端的），激起了我理智上的义愤，于
是我倾注了全部情感来写这部可以说是长篇的中篇；在写的时候，暗暗地还有一种和错
误地理解中央精神的那些人对着干的拗劲。我写了爱情，写了阴暗面，写了六○年普遍
的饥饿，写了在某些人看来是“黄色”的东西；主人翁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新人”，
却是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兼地主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而我正是要在这一切中写出生活的
壮丽和丰富多采，写出人民群众内在的健康的理性和浓烈的感情，写出马克思著作的伟
大感召力，写出社会主义事业不管经历多么艰难坎坷也会胜利的必然性来。
当然，如众所周知的，党中央及时地澄清了一些错误的理解，明确了精神污染的界
限。我们自治区宣传部特地让我在报纸上发表了谈话，在电视上亮了相，也澄清了前一
段时间所谓的“寻找”确系谣传。但那时我已经把十二万多字的初稿全部写完了。我感
到欣慰的并不是我能写出《绿化树》，而是我能在那种谣诼四起的气氛中写出它来。
以上的一切只能说明迄今为止的过去三年。现在回顾起来，在那三年中我仿佛是处
在自由状态之中。但是，在当时的那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我却绝不是满足的、
有自由感的。这就是进入自由状态的诀窍。时时刻刻我脑海中萦回着马克思这句话：
“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凡是现代以自我满
足而出现的地方，他就是鄙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四
百八十七页）。现代，从最紧张的社会矛盾之中创造了迅速向前运动的体系，人的大脑
必须飞速地运转才能跟得上去。今天你认为是处于自由状态，说不定明天就会感到你面
对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想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本文，与同志们共勉：
“意识到自己是不自由的人才能获得自由，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人却是不自由的。”
1984年1月15日草于西安止国
20日改于银川西桥
…
边缘小品 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改革者
国文：
你给阿桂的信，因提及我的《男人的风格》，阿桂将清样寄给了我，意思是让我们
形成一个“三角”的通讯关系，通过对你的《花园街》和我的《风格》的讨论，谈一些
创作上的问题。
记得在北京你那间小小的、然而大嫂布置得相当舒服的客厅里，你、我、万隆、良
沛，曾谈到以后要少给自己的作品作诠释的话。一个作家，写出一部作品来，世界给他
的感受和他对世界的看法，应该都在他这部作品里了，至少是这一部作品应该包容了他
的这一部分感受和看法。如果他还有别的感受和别的看法，那么他就应该写出另一部作
品来。在这一部文学作品之外，他又不诉诸艺术手段，不通过艺术形象，而用论理的形
式来阐述他的这一部分感受和看法，即使不能说这个作家在艺术上低能，也可说他有点
唠叨吧。并且，他对自己的作品作理论上的阐明，常常会制约读者对他这部作品的理解，
不是加强了他这部文学作品的效果，反而会削弱他这部作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