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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如何是“全球化”之颠峰状态？
A：戴安娜王妃之死。
Q：此话怎讲？
A：一个英国王妃和她的埃及男友乘坐由一名喝多了苏格兰威士忌的比利时司机驾驶的一辆带荷兰引擎的德国汽车被一群骑着日本摩托车的意大利狗仔队追踪而在一条法国隧道里出了车祸，抢救她的是美国医生，用的药来自巴西。
全球化的巅峰状态其实出现在后缀的发件人附言里：And this email originally sent by an Indian。
Living in South Africa。 And now forward by a Chinese lady， who work for a global American pany。
转信的这位Cinese lady当时在一家美国公司上班，后来猎头公司把她猎到了另一家美国公司，也是global，但上班的地方则从广州转到了上海。也就是说，现如今要打美国公司的工，不一定要到美国，也不一定要在广州，当然，也不一定要到上海。《华尔街日报》曾经提醒美国的信用卡持卡人，当你致电信用卡服务中心，接听电话并且为你排忧解难的那个人其实身在印度的某个你闻所未闻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信用卡公司正在把他们的“后台服务器”迁往印度，并且训练他们的印度员工说一口纯熟的美语。所以，过去我们说，你要吃鸡蛋，不一定非要认识下蛋的那只母鸡；现在我们可以说，你要吃寿司，不一定非要去日本，甚至，你要吃日本人一生也绝不容易吃到一回的“女体盛”，更不一定非要到东京或京都——比方说，在今年4月2日之前，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你就可以将此事搞定。
4月2日发生在昆明某日资餐厅的“女体盛”事件最终以“不符合卫生条件”而告一段落。与其说是食物（寿司）本身的不卫生，不如说其实是吃法或“容器”的“不卫生”，文化、风俗以及全球化的“不卫生”。我发现，有媒体已“女体盛”直接误读为“女体盛宴”，进入文本的女体不再是寿司的“盛物”，而变成了食物本身。摆满了寿司的“女体盛”，于是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换句话说，昆明“女体盛”在中国引起的友邦惊诧，实在不亚于把那个负责上酸菜的翠花给生吃了。
查“女体盛”之为饮食方式，在日本虽有悠久之历史，却始终是小圈子文化。我在日本呆过几天，吃过不少寿司，也见过女体若干，吃寿司之女体，更是比比皆是，唯独未闻有置于女体之上的寿司。问日本人，结果大多也是一头雾水，语焉不详。“女体盛”在日本，现状大约近似于广东人的进食猴脑，事出有因，却查无实据。诚然，日本人自己的否认也未必可信，林语堂曾经也正告老外：“任何人都不能使我相信蛇肉的鲜美不亚于鸡肉这一说法。我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一条蛇也没有吃过，也没有见过我的任何亲友吃过……吃蛇肉对中国人和西方人同样是件稀罕事儿。”我在中国也生活了四十多年，平心而论，不是林语堂忘了广东人也是中国人，就是他在一时的正义冲动之下仗义执言，不负责任。
“女体盛”在日本国内大致属于正在失传的文化，这种状况与式微的艺妓文化或有密切相关，事实上，“女体盛”要求的女体并非普通的女体，而是艺妓的女体（昆明版“女体盛”的要求是“学历在大学以上”）温度对于寿司滋味的好坏至关重大，日本的寿司师傅多为男性，系因男性的体温较为均衡稳定，不像女性那样变化无常，从而有助于品质的保障。因此，在像我这样一个外国人看来，“女体盛”的式微是迟早的事，寿司若非盛之以人体不可，以单纯的技术层面而言，也该是“男体盛”才对头。
若非盛之于女体，女体上的那些食物其实还是较为昆明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例如做寿司经常会用到的三文鱼。香港实业界某人曾获云南官方之邀随一“西部开发”访问团前往昆明。回来后我问他都吃了什么好东西，那人先是愁眉苦脸继而咬牙切齿：“妈的餐餐请吃三文鱼。其实我想吃的是过桥米线啊。”我也是那种一想到云南就只会想吃过桥米线的蠢物，当然我的想象中还多了汽锅鸡什么的，遂开导曰，三文鱼想必是当地极受欢迎之物，否则就不会用来招待你们这些贵宾，你可要体谅主人家的一片苦心啊，尽管“苦心”有时也会“苦口”。
如果全球化的颠峰一定会出现在中国，那么，我相信巅峰中的巅峰就最有可能出现在云南，这倒不一定与海拔高度有关。早在皇马于云南闪亮登场那会子我就坚定了这一信念。前述段子若需更新，我想应该是这样：于昆明经营之日资跨国公司因在两名中国女大学生的玉体之上复盖了以日本、挪威、苏格兰及中国原料制成之食品并招来大批昆明记者以日本、德国或中国生产之照相机在两米之外拍照遂令中国舆论再一次集体出离了愤怒。
有奶如何不是娘
在社会舆论的挤压之下，长沙“人乳宴”终于在农历年前宣告撤宴，并且将负责供奶的6名奶娘也送回了老家。很显然，公理和良知再一次战胜，店方和媒体也取得了双赢，加起来就是四赢，根本没有输家。我猜，上述各方都幸福地过了个有意义的春节，说不定还用手机互发了若干贺年短信，然后各自放了一些鞭炮。
压力团体（由智人种狭鼻猴次目灵长目哺乳动物纲动物自发组成 ）的致胜利器是“公理”和“良知”：一，“人乳宴”扩大了社会不公的鸿沟，其与西安之“36 万一桌豪宴”一样，皆为穷奢极欲的表现，反映了中国“在转轨时期的社会失序”；二，战无不胜的“母性”之神圣价值不容挑战。“人乳宴”是对母乳的污辱，对母性的污辱，对人性的污辱，“人乳宴”简直就是“辱人宴”。
公理我所欲也，良知亦我所爱，当然我也清楚得很，我对于这两样好东西的热爱至今仍停留在非常业余的水准，例如，我经常以热衷于观看美国法庭片来表达这种业余的热爱。只要是这个片种，不管有没有喜欢的名星，不管拍得有多烂，我都会从头看到尾——只是正义在最后得到了伸张。那种浑身舒畅的感觉，就像打通了大小周天，真有中医所谓的“正气”作用。
然而，即使站在这种很不入流的层面上来看，公理和良知对于“人乳宴”的战胜却未能像一部美国法庭片那样让我爽一下。因为我发现用来支撑公理和良知的一个重要的呈堂证供，乃是四川地主刘文彩“常常逼迫年轻的母亲为他提供人乳。这是有权有势的地主阶级欺压百姓、生活奢靡的例证”。也就是说，大家一致认为人乳在骨子里仍是成年人的上等补品，其功效不是小好，而是大好。梁代陶弘景集注《本草经》时已将人乳汁和乱发、头垢以及人屎、人溺入药，称“人乳汁，主补五脏，令人肥白悦泽。”据《汉书》〈张苍传〉记载：“苍免相后，口中无齿，食乳，女子为乳母。妻妾以百数，尝孕者不复幸。年百余岁乃卒。”故“人乳宴”以及刘文彩的罪恶，只是不能与民同“补”而患不均。同理，在此之前我们还有过一个类似的判例：牙床当然比草席更适合人类更尊严更诗意的睡眠，问题出在“失序”，因为牙床是少奶奶的，若大众都有机会有序地上去滚上一滚，牙床就越滚越正确了。所以，“人乳宴”的公正性其实不难解决，比方说，若最后出面摆平的不是长沙市天心区卫生监督所而是国税局，我们的良知可能就不会像过年前那样感觉不良了。
“母乳”以及“母性”虽然是压垮“人乳宴”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过，在一个参战各方均属于“未断奶民族”（孙隆基语）的战场上，不仅有些胜之不武，而且极大地混淆了敌我。简而言之，如果良知还能接受母乳在超出自产自销式哺育功能以外的应用，奶妈是我们共同的底线。虽然做人家的奶妈在本质上亦是一种交易行为，不过，奶妈毕竟还是在哺育婴儿，而在传统伦理的庇护之下，这种交易行为并不像“人乳宴”那么赤裸裸地，最起码，被哺育的婴儿在人伦上毕生都应向奶妈行“人母之礼”。相比之下，“人乳宴”之所以令良知感到不适，乃因其以工业化的方式消解了比较人性化的“点对口”模式，同时也破坏了文化心理上的“大堰河情结”。然而，当六名“营养师”面无表情地站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