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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孩子们说说而已，反正死不了。聚在一堆探讨一下死亡的方式，总比小家伙们劈了树丫做弹弓，列了阵对射安全得多。嘿，谁知道这些老军人想什么呢！
有个周末，照部队惯例，操场上放起露天电影来。是个苏联片。我记得是黑白的，片名却记不清了——反正，不是叫《真正的人》就是叫《无脚飞将军》。
故事很简单——那年头，似乎一切都很简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架苏联飞机被德寇击中，飞行员弃机跳伞，双脚受伤。他在森林里爬行了好多天，靠吃蚂蚁卵，在冰天雪地中活了下来。遇救时，双脚已坏死。医生将它们齐膝截去。克服种种困难后，他居然带着两支假脚，再度登机，激战蓝天。
看完这个电影之后，黄桶树下，话题骤变：孩子们一致认定，漂漂亮亮地活着，比轰轰烈烈地死去，更令人心倾神往！于是，便想方设法，要仿效那无畏无惧的无脚飞将军。
如何仿效？参军么？虽然我们年龄不齐，但参参差差，人人都缺了不同的一段；截肢么，不知何时何日才盼得如此机遇。“走！”也不知是谁憋急了，振臂一呼，“到林子里练爬去！”
一帮孩子便开始练爬，或往竹林或往蕉林，爬得个个都满脸伤，满身脏，越是艰难，便越是崇拜那位苏联英雄，越是五体投地向前进，一面拼命想象着自己的双脚早已坏死。
那段时间，军营里的日子正常的不正常了：没人偷筲箕支麻雀，没人堵烟囱，甚至对任何一块窗玻璃，都没人有雅兴去射穿……
每天傍晚，大门哨卡就会有一番热闹：放学的，背了书包急急往那儿赶；学龄前的，立在那儿拉长脖子往盘山道上望。待两拨人一会合，“呜啦！”一喊，几十只脚，相跟相随，追命般练爬去了。
那些练爬的日子，可忙煞了家属。天未擦黑，从食堂打回饭来，她们便走出户外，扯了嗓子，有板有调地唤着各家儿郎的名字，长长地，悠悠地，一声一声，歌似地往林子里递去……
终于被唤回家的未来无脚飞将军们，立即卸甲冲澡，然后立着，一声不吭。这时，家属们各自拿出棉签、小瓶儿，（不外是些酒精、红汞、紫药水，她们结了队去医疗室讨来的。）开始末一横道西一坚地往孩子身上涂。饭后，把未来无脚飞将军的泥衣泥裤扔进一个直径1米的大木盆，架块搓衣板进去，开始一边唠叨一边洗。天天这样。
我从不参加练爬。这比爸爸要求我的要容易多了。我相信，如爸爸要求的那样：只要一只耗子能活的地方，我就能活。与其练爬，不如寻条菜虫喂我那4穴黄丝小蚂蚁。
为了黄丝小蚂蚁，我平生第一次跟人打架，且大打出手，两败俱伤。原因就出在无脚飞将军身上。
终于有一天，所有练爬的孩子都已确信自己能在森林爬行三日。练爬运动胜利结束。孩子们深感成功，又顿觉失落。
几天后，又一位崇拜者想出个学英雄的新招：吃蚁卵。
大家很快便寻得些破碗残碟断码钉，相邀相约翻蚁穴，见天功夫，就将个大院弄得坑坑洼洼起来。
我赶紧回家问爸爸：“如果一只耗子为了活命，会不会吃蚂蚁的蛋？”
爸想也不想，就说：“会的。咦，你问这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问一下。”就跑了。按照孩子们不成文的规矩，谁将事情泄露给大人，就是“叛徒”，叛徒将失去所有的小朋友。我决定参加吃蚁卵的壮举。
在电影里，出现过两次无脚飞将军吃蚁卵的镜头。我们当然决定每人吃两窝。
第一个蚂蚁窝被翻出来了，欢声过后，立即哑然：太恶心了，那些卵！成千上万的小蛋蛋，密麻麻，惨白一堆垒着，一群蚂蚁慌慌张张，散去聚来，各自尽力叨起一只卵逃掉……
我直觉心头发怵。看看别的孩子，有人打寒颤，有人连脸上都起了鸡皮疙瘩。然而，对苏联英雄的崇拜毕竟使孩子们勇敢起来。刘团长的儿子，一个三年级小学生，咬着牙关，沉沉发誓道：“老子绝不临阵逃脱！”便一手抄起那堆白东西，连泥，连几只蚂蚁，一并愤怒地倾进嘴里，咽了下去，满脸视死如归般肃杀。
以下再翻出蚂蚁窝来，就没有人作难了。孩子们义无反顾，一人一窝轮着吃，个个脸上都呈着大无畏的神态。
到我吃时，便偷偷在心中默念道：“耗子能活，我也能活；耗子能吃，我也能吃。”默念两遍。也吃了下去。虽然以耗子为榜样，未免亵读英雄，但我终究完成了英雄完成过的业绩，就也释然了。
蚂蚁卵子，一窝一窝被翻了出来，又一窝一窝被吃了下去。终于有个周末，吃卵大队搜索到我家墙根，发现了那6个蚂蚁穴。
对于黑蚁的倾巢覆灭，我无动于衷。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让那4穴黄丝小蚁惨遭横祸——一年多来，都是我喂我养。我们是朋友。
我对大伙儿说：“咱们另外再找吧，这些黄丝小蚁是我的老朋友了。”
大家坚决反对。反对我这种将人蚁友情看得比英雄主义更重的坏行为。大家都觉得，另寻蚁窝，是“贻误战机之罪”，对不起我们崇拜的无脚飞将军。
大院的孩子都不善舌战。三言两语未能了断的争断，必以武力解决。于是，既然4窝蚁都在我保护之下，我就必须轮流与原本该吃这些蚁卵的4位朋友相搏。
这是一伙在梦中都要血战沙场的军人后人，谁不曾练过几日拳脚？我们用断码钉在泥地上画了个大圈：谁被打出圈外，谁就输了。
我的对手败下两名后，我依然微弓了腰，满脸鲜血地站在圈内，准备迎战第三名。
第三与第四是李生兄弟，只比我大几个月，平日练的，就是联手拳。他们招呼也不打一个，竟双双扑上来，左右夹攻跟我干。
这下可乱了套！吃卵大队立即经渭分明化作两军对垒：有人帮我，因为“双打一”不公平；有人帮他们，因为孪生兄弟是“正义之师”……于是圈也不用了，两边人马各自认明后，便拳打脚踢，混战一团。立着的固然红了眼拼命，倒下的又挣扎再来……
到大人们终于发现时，我们已伤得七七八八了。
大人们又好气又好笑，背的背，抱的抱，把这批苏联英雄的崇拜者统统押送军医院。
我掉了一颗门牙，左肘脱了臼。
爸爸把我从军医院领回来，进门就用皮带抽了我一顿。理由是，我的拳头不应该砸在自己人身上。我没有哭，也没有分辩。随后，他又细细问我，在单打时，我的拳是如何出的，对手的又如何……
我被爸爸关在家里，坐了3天“禁闭”。
“坐禁闭”就是不许出门口。3天来，只要我偶尔走到阳台，便看见有小朋友在我家楼下徘徊。只要我爸出门，就有人来敲窗户。孪生兄弟用纸包了石头扔上来，纸上写着：“我们已经喂过黄丝小蚁了。放心。你的右钩拳很准。”
唉唉，我的童年的、真诚得傻气咄咄的伙伴啊！你们都在哪里呢，如今？
4
关宝宝脚蹬虎头鞋，套条开裆裤，右手举着，随了老师的教鞭，正一丝不苟地撇捺钩点；左手却捉了个橡皮你嘴，时不时低下头来，“唧唧啧啧”地吮几下。
光阴茬苒，我该到学校念书了。
那时入学虽然也经考试，但比起现在的孩子来，就容易得多了。
那年头，学校的位子比入学的儿童多得多。学生逐个应考，题目千篇一律，答案大同小异：除姓名年龄家庭住址，剩下的题目就是：一、我们的领袖是谁？
二、我们的国旗是什么样的？
三、中国的朋友是谁？
当小朋友答出“是苏联老大哥”，考试便告结束。
我进了李子坝小学。人学的孩子，大小不一。自7岁至12岁，按年龄排队，编成甲乙丙丁4个班。我还差3个月才够7岁，被分去丁班，坐第一排。
新课本发下来了。一本《算术》，一本《语文》。
我急急忙忙去翻那本算术，当堂便觉没意思得很：翻了半本书都在讲加减法。我早就懂了。我妈妈学数理出身，教的又是她的本行。周末闲了，除去念念童话，妈就随口出些题，好让我安安静静地坐着绞脑汁。至今，我还记得有道题是这样的：大年甘九，刘大哥提罐去买油，一罐3斤装，一罐7斤装。半路碰到从镇上回来的王小二。小二说：“粮店关门了，你过完年再买吧！”这两人各自在一个饭堂当炊事员。见刘大哥着急，王小二说：“我刚买了满满一罐，10斤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