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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在哈尔滨，古典式的中国民宅大多集中在道外区一带。在那一区域，青砖黑瓦、飞檐曲廊的老式民宅鳞次栉比。特别是太古街、南勋街上的老式民宅建筑，大都采用青砖灰瓦为建筑材料，并在屋檐下方和女儿墙上用青砖、灰瓦拼成中国古典风采的吉祥图案以及寓意福、寿、禄的动物浮雕，凸现着中国传统的文化之美。而且几乎像老北京一样，照例有一个大院。倘若大院内的四周均为“圈式”楼房，则大都采用那种传统的悬挑式木走廊。
可是，在这个早年犹太人聚居的地方，却出现了这样的一面纯中国式的“艺术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甚至很情绪化地认为，这面中西建筑手法有机结合的山墙，可以看做是哈尔滨中西合璧最为典型的建筑杰作，是上一代人的智慧与情趣的一个精美绝伦的缩影。
但是，我在拍摄这面山墙的照片时，却受到院内居民的训斥，一个一脸沧桑的中年男子说：“你别老拍这些，你们总这么拍，我们的这幢破房子啥时候能扒？啥时候动迁？”
我连忙说：“我只是拍着玩儿。”
他们说：“你好玩儿了，可我们却不好过了。”
我说：“那是，那是。”说完，就赶快逃走了。
这幢俄式平房的南面，连在一幢二层的、有雕花凉台的俄式建筑上。据说，这是一幢犹太医生的私人医院兼住宅。因此，我推断，这一溜俄式平房，或者说，这幢中西合璧式的民宅建筑，应当是那些侨居在这里的俄国工人和中国工役的住宅。他们或是这家私人医院的厨师，或是花匠，或是马夫。除此之外，也有可能是乐手的住处，因为出了院子，在街的对面，是“丁香音乐厅”。那同样是一幢漂亮的俄式建筑。据丁香音乐厅的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介绍，“丁香音乐厅”和哈尔滨的霁虹桥，都是1926年建造的，而且出自同一个犹太建筑设计师之手。
后记托哈尔滨的福，托犹太人的福
本来是不打算写后记的，但是，总觉得话没说完。因此，再补充几句，交代一下“成书”的来龙去脉。
2006年11月，我在北京参加中国作代会的时候，年轻的刘玉浦先生请几位东北作家吃饭。那天晚上，在座的大部分是东北的作家，所以，大家都聊得很好，兴致蛮高，也很热烈。其实，在这之前，我并不认识刘玉浦本人，也没有过任何的接触，只知道“刘玉浦”这三个字。因为，他曾经在《小说选刊》工作过，所以这个名字比较熟。这回由他做东请东北的作家吃饭的时候，看到他递过来的名片，才知道他已经到新的工作岗位去工作了。这次相聚喝酒，刘玉浦本人和他的新单位没什么特别的目的，就是聚一聚，今天请东北的，明天请南方的。所以，气氛很轻松、很自由。可能是由于酒精的作用，我至今也回忆不起来话题是怎样转到哈尔滨的犹太人上面来的。可能我觉得这个话题我比较熟悉，就顺便说了一些，说过了也就过去了。
回到哈尔滨以后，刘玉浦给我打来电话，他说他想出一本有关流亡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生活的文化随笔。其实，我并不知道这些年我一共写了多少关于犹太人的文章。在电脑上把它们归拢到一块儿之后，没想到，这一二十年来，有关生活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的文章还真的没少写。初步地算了一下，加起来也就是十五六万字的样子。刘玉浦在电话里听到这个情况以后，说，没问题，如果再加上一些老图片，应当是很不错的一本书。于是，我又重新把这些文章校订一下，更正一下，明确一下，并做一些必要的更改。
或许关于某些流亡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的信息，已经含在本书当中的那些文章当中了，但是，在这篇《后记》里，我还要扼要地说明一下：
我之所以称哈尔滨是“流亡者的城市”，理由是，哈尔滨在这之前并不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正像我在这本书中的某些文章中所描写的那样，它只是一个小渔村，或者晒网场，只是少数民族像鄂伦春、达斡尔、赫哲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尽管中东铁路通过这里的时候，哈尔滨香坊那个地方已经有来自于山东等地的本国流亡者居住了，但是，哈尔滨仍然不具备一座“城市”的规模。哈尔滨的确是一座由铁路催生并繁荣起来的新兴城市。
哈尔滨后来之所以被称之为城市，有两股力量是不能忽视的，一股就是来自于长城那边的那些为了躲避战乱、躲避自然灾荒的本国流亡者，另一股就是同样为了躲避“两次世界大战”战乱的、背负着不同国籍的、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当时，刚刚到哈尔滨来谋生的犹太人，对自己的犹太身份是加以掩盖的，因为，他们总是有很大的不安、很大的担心，尽管哈尔滨很安全，绝少排犹活动，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在他们的经验当中，都认为不暴露自己的犹太人背景更安全些。所以那些生活在哈尔滨的自称是俄国人、德国人、波兰人等等的外国人，其实就是犹太人，或者具有犹太血统的人。在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勇于直面自己的犹太身份。这样，就给外人造成了一种错觉，认为哈尔滨的犹太人数量并不是很多（仅两万多人）。其实，在哈尔滨所有的外国流亡者当中，至少有七成以上是犹太人或具有犹太血统的人。由于当年外国流亡者占哈尔滨全市人口的51％，所以，我称之为“哈尔滨——犹太人生命的驿站”。
话说到这儿，你突然会觉得，哈尔滨作为一座包容的、宽容的、曾经容纳与善待大量犹太人的“流亡者的城市”，的确应当有一本专门描述犹太人生活的文学书籍，而不仅仅是一些老照片和画册。因为，对一些年轻人或者其他城市的人而言，他们很难通过画册中的老照片猜想出当年流亡到哈尔滨的犹太人的生活状况、情感方式和灵魂深处的痛苦。
作为这座城市的一员，在我念小学的时候，就和这些背负不同国籍的犹太人有过自然的、广泛的接触，而且一直到他们离开这个国家。是的，我对他们有很深的感情，我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从事的职业，甚至包括他们的宗教，还有他们的婚丧嫁娶，以及他们当中的某些个人的命运，等等。现在想，如果没有这样一段自然的、平常的经历，今天出这样一本书显然是困难的，而且是不真实的。
要知道，我是一个亲历者。
对此，我感到了一种责任。因为我的职业是作家，写作是我的天职，我把这件事写出来，也算是完成了对历史的一次回望，完成了当年生活在这座城市的父辈们和犹太人们的那样一种生活的回顾。也许，书中的这些事情都是生活中的平常小事，是常态的，是自然的，你感觉不到它的一点特殊之处。但是，我相信，无论是我的父辈，还是那些已经移居到国外去的犹太人，当他们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一定会引起他们强烈的情感震动。我之所以这样自信地说，是因为过去我的许多描写哈尔滨老房子、老故事的文章就曾出我意料地引起了一些早年当事者的强烈反应。而且，一些年轻的后来者也对此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为哈尔滨这座城市有那样的一段不平凡的历史，那样一段丰厚的情感经历而感到自豪。
我想，这大约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了。毋庸讳言，在哈尔滨，恐怕只有我可以写出这样的一本书。我想，这就是作家的宿命。
在这本书的结集过程当中，始终得到一些好朋友的慷慨支持。这里我要点到几个人，首先我要感谢的是，我的朋友李述笑先生，他是一个研究犹太问题的专家，他不仅无私且无偿地向我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供我使用，而且我通过对他的一些著作的阅读，还弄清了一些困扰我的历史上关于犹太人的某些问题的来龙去脉。当然，我看到的这方面的书和文章也不仅限于他一个人的著作，可以说，大部分关于犹太人研究的书，对匡正我的一些混乱的认识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我还有幸参加了一些关于犹太问题，包括犹太会堂恢复的研讨会。显然，这些专题会议让我受益匪浅。同时，我还要感谢赵日越先生，是他无偿地向我提供了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这个沉默寡言的收藏家是一个襟怀广阔、慷慨无私的人。我为他如此的仗义行为常常感动得难以言表。是的，帮助我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师长、朋友，以及市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