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赏它的凌厉，感受犹太流亡者那种不屈的精神和敢为人先的建筑理念。
人世沧桑，斗转星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们陆续地走了，回国了。他们曾在这幢土黄色的、粗糙的、近乎教堂风格的鹰楼里住了将近三四十年，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其中一些人就是在这幢楼里离开人世的……
早年的那个埋葬犹太流亡者的墓地在哈尔滨东郊。
鹰楼里只有一对犹太老夫妇没走，仍然住在这幢空旷得连说话都有回声的楼里。他们留下来，是要替那些已故的犹太同胞打扫墓地。
我决定去犹太墓地看看这对犹太夫妇。皮包里的这部残缺的稿子，恐怕得先放一放，完全不必要这么急。
我选择了一个很好、很凉爽的天气去了犹太墓地。
去那里的路很远，它在哈同公路上，公路已经出城了。我是借了一辆内座局促的小面包车去的，如果要打出租车去，来回往返那得花上一大笔钱。
先前的哈尔滨犹太墓地，包括其他侨民的墓地是比较分散的，在城里的各个地方都有——要知道，历史上犹太人被罗马帝国驱逐之后，两千多年以来，他们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犹太人只有自己的历史，没有自己的祖国。在近代历史上，由于疯狂的战争，由于疯狂的排犹、反犹和大肆地屠杀犹太人，可怜的犹太人又分别从世界各地流亡到了哈尔滨。
尽管他们的灵魂是相聚的，但他们的墓地却是分散的。
20世纪中叶，战争结束了，在犹太人离开哈尔滨之后，当地政府为了便于管理，花了几年的时间，把所有犹太人的坟墓集中迁到了安静的皇山公墓。
到了地处哈尔滨东郊的皇山公墓，我通过墓地管理处的一个朋友（他是个领导），并乘坐他的墓地电瓶车去了西边的犹太公墓，否则我无权擅自进入。这儿管理得极其严格。
犹太墓地像一个幽静的花园。天上有大团大团的白云在飘（远方肯定正在下雨，不然天气不会这么凉爽），太阳的光线很柔，柔柔的阳光照在墓地中的那些桃树叶上，泛着水样的波纹，真的是那种“安息”的感觉。
在这块新的犹太人墓地里，大约埋葬着两千多个犹太亡灵，其中还安葬着以色列前总理拉宾的亲属。
在墓园里，我还看到了早年哈尔滨犹太人的精神领袖亚伦·摩西·吉塞列夫的墓；犹太宗教公会会长亚·考夫曼的墓；哈尔滨最早的犹太面包师，后来成为面包厂厂长的I。G。梅金的墓；秋林百货公司总会计师通科偌戈夫的墓；马迭尔老板的儿子，那个被绑匪杀害了的年轻的钢琴家西蒙·开斯普的墓；还有犹太国民银行的创办人格利高里·鲍里索维奇·德里金与其妻的合葬墓；以及一些音乐家、作家、演员、乐手和马车夫的墓。
埋葬在这座墓地的约瑟夫·约瑟夫维奇·奥尔默特（？—1941）的长孙，曾任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的农业参赞；他的次孙即是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
犹太人的墓碑造型非常丰富，什么样子的都有，可谓人类之最：有的大理石墓棺平静地躺在那里，以求安息；有的墓像一幢房子，毫无疑问，亡灵希冀着有一个宁静的家园；有的墓奇特得像一棵树被拦腰截断，似乎是在告诉后人，一个年轻女性的生命曾被扼杀；有的陵墓上放着一本翻开的书，似乎是在告诉人们，墓室里的主人没等看完这本人生的大书就离开了人世；有的墓碑则蒙着一块被绳子扎住的“布”，大抵是亡者不愿看这个血腥而罪恶的世界才蒙住了自己的眼睛；更令人肃穆、沉思的是那个黑色大理石的巨大墓碑，墓碑上镶嵌着一枝橄榄枝，是亡者在天堂为人类实现世界和平祈祷……
公墓管理处的朋友皱着眉头说：“兄弟，你都看到了，这儿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出资修建的，花园、果树、石板甬道、残破的墓碑、墓棺，全是我们出资修的。咋办？犹太人走了，死者的家属也走了，走了半个世纪了，谁来管？他们都走了，那么只有我们来管了。兄弟，你看看，我们把这里搞得跟花园一样啊。”
说着，他指着东边的俄人墓地说：“那边也一样，也是归我们管，我们维护，我们清扫，我们修缮，到了犹太人的节日、俄国人的节日，由我们来祭奠。我们就像是他们的堂兄弟和表姐妹一样……既没人出资，也没人命令我们这么干，唉，就是积点德吧，他们都是一些可怜的人哪。”
在这位公墓管理处的朋友帮助下，我找到了早年的那一对看守犹太墓地的老夫妇的合葬墓。
合葬墓的墓碑上镶着他们的照片儿，风吹雨淋，都快褪色了，但我仍能看到他们的迷惘。墓碑上还刻着一首诗，因为是希伯来文，所以我不知道写的什么。
我拔了几株野花放在他们的石棺上，然后，按照犹太人的风俗，在他们的墓碑上放了块石头，并肃立在那里低头默哀。
那位公墓管理处的朋友问我：“怎么，你认识这两个老头老太太？”
我说：“不认识，但知道他们，他们是为了守护犹太人的墓地才留在中国没走。我是觉得可敬，才过来祭奠一下。”
公墓管理处的朋友对我说：“我父亲认识他们，都是看坟的嘛。他们是从莱茵河流域来的。早年，我父亲看守的是南边那一片中国人的墓地。他们看守的是犹太墓地。这一对犹太夫妇在临死前流着泪托付我父亲照顾好犹太人的墓地……而我父亲在临终前呢，又嘱咐我照顾好这些犹太人的坟，拔拔草啊，修修路啊，等待他们亲属的到来……我和我的同事们只能尽力而为呀，是不是？”
我问：“有犹太人来上坟吗？”
他说：“有。我在国际互联网上刊发了所有葬在这里的犹太人的名字，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只要打开电脑就能看到，如果找到自己的亲人了，就到中国，到哈尔滨来了，他们看着犹太墓地像花园一样都很感动，握手时非常使劲儿。他们还问我信什么教，我说我什么教也不信，就信共产党。”
“然后呢？”
他说：“然后，他们就走了，回国了，还能留在这儿跟我们公墓管理处一道看坟吗？”
我说：“那是。”
后来我也走了，犹太坟离我愈来愈远了，我真不知道犹太墓地中的这一切在我的书稿中将如何体现，因为说大，它太大，说小，它又很小。但有一点我清楚，书稿没它恐怕不行。
永远的老木板房
早年的哈尔滨几乎到处都是俄式的木板房。站在高冈处放眼望去，真的是太漂亮了，哈尔滨俨然是一座“木板房之城”。
在哈尔滨这座年纪轻轻的城市里，俄式木板房是由那些俄国的犹太流亡者建的。他们绝大多数都住在木板房里。想想看，这座城市该有多少幢木板房吧。这些俄国的犹太流亡者在形形色色、造型各异的木板房里，吃饭、喝茶、打牌、卖呆儿、数钱，或者放声歌唱，或者在这样的房子里跟法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中国人，组成家庭，共同生活，生儿育女——养育出“二毛子”、或者是“三合水”的混血儿——或叫“古怪的一代”；或者给远在俄国的亲人、朋友写信，告诉远方之人，这里正在下雪，或者正在下雨，或者正在落叶纷纷，等等。
在少年时代，我曾经和这些居住在木板房里的某个犹太人或者“混血儿”是认识的，是街坊，是邻居，是玩伴儿，大家在一起和平相处，共同玩耍，并没有那些有学问的人说的那样，有什么“文化冲突”。在我的印象里，大凡居住在木板房里的犹太人都很穷，他们应该是真正的流亡者。他们由于生活贫困，经常变卖家里的东西，皮大衣、鞋、帽子、家具、餐具、披肩，等等。他们从事的职业也很杂，喂奶牛、当马车夫、卖青菜、修汽车、修乐器，在铁厂干活儿，等等。我不知道他们的理想是什么，仅仅是看到他们在平静地生活着。
是啊，这些发生在木板房里的普普通通的、不大为人知的故事，正在随着木板房的消失而一页一页地消失着。今天，我几乎有点看不清那些俄国犹太人的泪水、他们理想的失落、亡亲者的悲戚，以及失掉国籍的茫然。他们的故事在他们中间流传，也在他们中间消失……
当年，在炮队街（今通江街）、警察街（今友谊路）、埠头区（今道里区）——特别是埠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