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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警官在德国女人的梳妆台上，看到一张精美的小纸片，上面有一行用德文写的字。
刘警官对德文一窍不通，他想了想，就把它扔掉了。
那一行德文是：我亲爱的犹太流亡者社区，永别了。
那座会堂的拉比们离开犹太流亡者社区的情景，是流亡者社区有史以来最为隆重的惜别场面了。
那一天，中国政府方面，专门派来一辆大客车为他们服务。
犹太流亡者社区所有的教徒都跪在自己的栅栏院门口，为远行的拉比们祈祷，为他们送行。
大客车里的拉比流着泪，向信徒们挥手告别。
大客车像灵车似的，缓缓地向前行驶着。
傻子尤拉和袁寡妇也跪在自家的栅栏院门口，为拉比送行。
大客车里的拉比，对傻子尤拉悲伤地喊着：
“尤拉，我的孩子，我在俄国也能听到你敲钟的声音——”
傻子尤拉嘿嘿地笑了，说：“是的，拉比。”
那正是一个化冻的五月，犹太流亡者社区的土道很泥泞，雪水和泥水混在一起了。不过，不少栅栏院里的迎春花都开了。
信徒们看着拉着拉比们的大客车，在涅克拉索夫大街上走远了，他们觉得自己再一次被上帝抛弃了……
到了晚上，那座会堂静悄悄地矗立在那儿，像一个黑色的影子。
那个自称是法国人的犹太裁缝也走了。他去了澳大利亚。
老人家是自己走的。走的时候，许多当地的犹太人和混血儿都前去为他送行。
老裁缝临走前，显得神采奕奕，好像他是去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似的。
他边走边对送行的人讲着一些小笑话。路上，一伙人欢声笑语的。
裁缝的老朋友，就是一度和他的女人有染的那个张挂面，也在送行的行列之中。
有一段路，是那个犹太裁缝搂着他的肩膀像亲兄弟一样地走着。
他们都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有说，就那么很配合地走着，放声大笑着。
犹太裁缝走后，张挂面和犹太裁缝的女人就正式同居了。
如果真的是爱情，谁也阻挡不了！
假如只是性爱，恐怕也难以阻挡。
朋友，对于看不懂、也想不明白的人间事，就背过脸去吧。
那个叫玛拉的女教师也离开了犹太流亡者社区。犹太侨民学校黄了，没有犹太孩子去那里读书了。
这里已经改成了中国孩子的学校了。
这几年，当地的中国孩子像雨后春笋一样茂盛起来了。
而且，犹太流亡者社区一带的中国居民房也多了起来。
在涅克拉索夫大街上走动的，大多是中国人，而洋人已经寥寥无几了。
那家敖德萨餐馆改成了朝鲜冷面馆了，是由那个犹太人的一家经营着。
那家面包房还在，不过，现今的老板不是老面包师，而是他的儿子“大饽饽”了。
达尼已不做邮递员工作了，现在是那家中国学校的外文教师了。
流亡的外国人还有犹太人——犹太流亡者社区的开拓者们都要走了，中国的领土当然还得中国人来居住。
世事变化多快呀。
为玛拉送行的人，大都是她教过的学生。
这支送行的“队伍”显得朝气蓬勃，像一群欢乐的小鸟。
学生们一直把玛拉老师送到涅克拉索夫大街的尽头，在那儿，玛拉上了一辆苏式吉普车。
那是本国的领事馆专门派来接她的车。她得先到领事馆住一天，然后再乘国际列车回国。
吉普车里坐着一个年轻英俊的俄国男人。学生们知道，这个人曾多次来过哈尔滨，代表领事馆给他们讲过话。现在，他是玛拉的未婚夫了。
临上吉普车的时候，玛拉回头深情地、眷恋地看了一眼流亡地，她发现在涅克拉索夫大街上，那个风度翩翩的英国绅士正拄着手杖站在那里，充满深情地看着她，一度向她挥手告别，随后就不见了。
玛拉知道自己的眼前出现了幻觉。她长长叹了一口气，上了车，吉普车就开走了。
犹太流亡者社区在冬雨中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岁月总是这样的。
再见。
五 犹太人的建筑风情
1939年以前，哈尔滨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一直保持着经常性联系，《犹太生活》记者不断从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发回报道，哈尔滨犹太商店经常出售来自巴勒斯坦的食品——橄榄、蜜枣、复活节的伏特加和水果饮料。巴勒斯坦各地区土地在哈尔滨也大量地出售给犹太人。
——摘自《哈尔滨犹太复活主义活动》，以色
列…中国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
大规模移民从哈尔滨开始了。哈尔滨移民使用了多种交通工具：首先坐四十八小时的火车到天津，然后换乘一艘经改装用于运载难民的丹麦货船“亨利克·杰森”，经五天航行后到达香港，并最终通过三十六小时航行，到达终点以色列罗德机场。这种长途跋涉的旅行方式多次使用过。在1949年12月，特迪·考夫曼踏上以色列的土地，之后，我与我的父母和两个祖母在1950年4月也完成了同样的旅程。那一年，我十二岁。
1964年，哈尔滨最后一个犹太人汉娜·阿格列太太因年事已高在家中病逝。
——摘自《从中国到以色列》，以色列…中国友好协会和
以色列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副会长约西·克磊
难忘的俄式单体式民宅
哈尔滨的民宅，在中国的民宅系列当中似乎属于另类，它们好像一直不在我国建筑家和民俗家的视野当中。我记得邮电部曾经出版过一套纪念邮票，主题内容是“中国民居”，里面有白墙黑瓦的江南民居，有青砖垒就的北京四合院，也有木板构制的土家族吊角楼等等，这其中还包括那些有特点、有品味、有雕梁、又有廊柱的江南大宅，蒙古包和竹楼等等。在这些林林总总的中国民宅中，唯独没有哈尔滨的民宅。为什么呢？我完全被搞糊涂了。
看来，我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哈尔滨的民宅，希望能引起有关专家的注意，争取早日跻身于“中国民宅系列”当中。
哈尔滨的民宅，随着中东铁路建设的完成，俄籍的犹太侨民大批涌入，使得哈尔滨一下子出现了大量的、引人注目的、当地人称之为“铁路房”的俄式单体住宅，也称“俄罗斯式农舍建筑”。这种砖木结构的俄式单体住宅，通常是砖砌墙、板加泥墙、毛石外砌墙和那种夹锯沫子的双面抹灰墙，单层、木房架、红瓦房顶或铁皮房盖，外立面大都粉刷成米黄色。我曾称哈尔滨是一座“米黄色的城市”。这种房子之所以采用暖色调的米黄色墙面，显然与寒冷有关。
这种单体式平房的房盖有相当一部分由瓦棱铁、洋铁取代了当地古老的鸳鸯青瓦。所以，每当下起雨来的时候，雨点敲击在无数个洋铁房盖上，发出了叮叮当当的声音，形成了这座城市独有的美妙音乐。这种城市独有的“记忆中的自然音乐”，常让那些流亡的犹太人、海外游子、客居异乡的老哈尔滨人夜梦难全，泪湿衣衫。
当年，这种砖木结构的俄式民宅，大都分布在南岗马家沟河的沿岸、道里松花江两岸、江北太阳岛一带，这种有选择的分布，使得哈尔滨的整座城市平添了一种异域风情。
这些农舍式的单体住宅和建筑小品，造型非常别致，情调亲切浪漫，色彩明快艳丽。而且，每一幢民宅的外部均有玻璃凉亭、花厅、雨塔、门斗、雕花门窗、檐板、短栅栏，以及各种果树等等，形成了哈尔滨这座城市独特的民宅景观。如果以今天的眼光看，当年的哈尔滨似乎是一座供人们度假的休闲之城。
既然哈尔滨的民宅无论在风格、构造、布局上完全是俄式的，因此，“邮票”不把它列入“中国民宅系列”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它毕竟在中国存在，又是中国人建造的洋房，你能说它们完全不是中国的民居吗？更何况当代中国这样的洋房还少吗？我们怎么能将它们排除在“中国民宅系列”之外呢？这非常困难。
哈尔滨的这种俄式的单体老式民宅一般为两家合住一栋，分别由南北房山各自开门，南边一家，北面一家，互不干扰。但房子内部的布局，包括公家配置的家具，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会有公配的家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