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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文化传承的方式常常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
父女驻足于斯，我们仿佛听到昔年康季莲娜乐器店的旋律，仍在死灵魂与活灵魂共舞的精神世界里回响着……
夹缝中的小西餐馆
在哈尔滨，夹缝中的小西餐馆是一家低档的西餐馆，它在中央大街的西侧。这条方石铺就、洋楼林立、并被称之为“远东第一街”的中央大街，东西两侧各有十六七条横街。东侧的横街，一律叫外国几道街——外国头道街、外国九道街等等。西侧的横街，一律叫中国几道街——中国三道街、中国八道街等等。这样的划分，并非是那种旧上海式的租界，而是视居住在那些街上的当地人与外国侨民的人数多寡而定的（当然也并不那么十分纯粹，中间也都掺和着不少外国人或中国人）。总之，一中一西的景观，反倒使这儿成了一个别致的街区。
所谓夹缝中的西餐馆，是在中央大街西侧的两幢二层的洋楼的楼中间（不算洋楼上头的小阁楼，洋人的阁楼也住人，从小窗户中挑出晾着衣服的竹竿。如果算小阁楼就是三层），像路边的街树一样，普通得并不招眼。
中央大街是一条有百年历史的商业老街，这条街寸土寸金，因此，楼与楼之间挨得极近（那种早年的历史激情，后人仍能体会到）。这家小西餐馆就是利用那两幢小楼中间的夹隙，建起这么一个小门脸儿式的“平房”，开了一家小西餐馆。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央大街上曾出现过好几家西餐馆，有名的像伦敦西餐厅、米娘久尔西餐馆、华梅西餐厅等等，但那都是中高档的西餐馆。然而，侨居在哈尔滨的犹太人，他们的生活并不都在中高档的水准上，也有很多的穷人。于是，这个夹缝中的小西餐馆便火了起来。
夹缝中的西餐馆的营业面积很小，只有两三张餐桌，照例有个小吧台——外国人喜欢这种布局：墙上有小框的风景画，或者是伏尔加河和船，或者是圣母像，或者是怒海扬帆。吧台上照例有一台手摇的唱机。唱机上支出一个黄铜的大喇叭，老唱片播放的歌曲虽然有些失真，但毕竟是纯粹的俄国歌曲，或者地道的巴伐利亚的乡村音乐，或者犹太音乐，听得洋人泪流满面。
这家小餐馆像世界上所有的老式西餐馆一样，餐桌上固定有一个花瓶，里面插的或是水养的紫色丁香，或是白色的铃铛花（这是哈尔滨有代表性的两种花），情调很好。到这里来就餐的餐客都是一些穷洋人——鳏夫、寡妇、跑腿子、流浪汉、司机、洋野鸡等等，他们要的不过是红菜汤、小肉肠、酸黄瓜、奶汁肉饼和生啤酒、伏特加，再加上面包、奶油和甜果酱，是一份普通的西餐而已。他们边听音乐边吃，通常是很沉醉又很伤感的样子。
的确，到这种地方来吃饭，不想念自己的家乡才怪呢。
在餐馆里，有几份旧得不能再旧的俄文报纸、刊物，这些报刊都被饥渴的侨民餐客看过多少遍了，他们有很长时间生活在这些旧报刊提供的年代里，直到小餐馆又来了新的报刊为止。
这些穷侨民不是走在时间前面的人，而是走在时间后面的人，是一些掉队的人。
经营这家小西餐馆的老板是一对中国夫妇。老板是从山东过来的。这个城市中的中国人，至少有三分之二是从山东那边过来的。随着他们在这里定居、结婚之后，人口呈几何倍数地迅速增长起来。
这个老板年轻时曾在哈尔滨的一家犹太人开的西餐馆里当学徒，学做洋餐的手艺。后来，成了家，买下这个“楼夹缝”，盖了这家小西餐馆。他的餐馆特别受犹太人的青睐。
60年代，我去过这家小西餐馆。那天正好下雨，下很大的雨。我差不多浑身都浇湿了。我坐在小餐馆里，感到雨水敲打在房顶洋铁盖上的声音特别的响，雨水从铁皮的房盖上湍急地流下来，打在窗玻璃上的雨点也特别的密集，偶尔有行人打着雨伞从小西餐馆的那扇挂着铃铛的小玻璃门前经过时，餐馆的屋子里就会暗一下。
那天，小西餐馆里只有我一个餐客。手摇唱机播放的是一支犹太歌曲，听上去也是湿漉漉的。侨居在这座城市的犹太人差不多都走光了。小西餐馆里的气氛很冷清，像离休干部的家一样。老板还是那个老板，但人已经很老了，正百无聊赖地倚在吧台那儿卖呆儿，一副毫无梦想的样子。
我当时觉得他并不可爱，或者是这家餐馆已不能赋予他任何激情了，或者是他看到的悲欢离合生生死死太多了，人已经麻木了。
据说，小西餐馆的老板夫妇没有生育能力。日本战败后，他们领养了一个没人要的日本小女孩儿，即日本遗孤。小女孩长大以后当了演员，并嫁给了我在职业学校读书时的一个同学。不久，他们又离婚了……这就是生活。
我并不知道那个夹缝中的小西餐馆是哪年倒闭的。但是，我再次经过那里的时候，它确实不存在了。
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样。
现在的哈尔滨，西餐馆的老字号只有一家了。
但我总觉得那个夹缝中的小西餐馆还在，经过那里的时候，我总要向那个夹缝里看一眼……
秋林公司
我小时候住的那条街，叫商铺街，现在叫花圃街。离古老的模范监狱极近，只有两分钟的路。从那儿拐过去，便是驰名中外的中国大街了（现在叫中央大街）。我的一位从长春来的哥们儿，跟他同行的哥们儿自豪且沈阳味十足地介绍说：“瞅见没有，兄弟，这就是哈尔滨的中央大马路！洋不洋？”
中央大街上的建筑绝大多数是欧式建筑，偶尔夹上一幢“火柴盒”样的中式建筑，反而感到不协调。
顺着这条由方石砌成的大马路，走不远，是银都夜总会——过去是江沿小学校（这儿离松花江很近，也就两分钟的路）。我念小学就在这里。现在，学校已经把其中的一半儿，改成银都夜总会了。这家夜总会我去过一次，是几位书商请我到那里喝酒，吃炸蝎子和金黄色的虾球。坐在本该是学堂的地方“吃特色”，心里总觉得有点不仗义。
再往前走，路过有萧红与萧军故居的那条横街，便是我这篇笔记中要涉及的秋林公司了。
小的时候，我常上秋林公司去。
秋林公司是一座典型的欧洲折中主义建筑。公司的大门是转门，挺有意思的转门，给顾客一种半自动的感觉（当年，半自动的感觉是奇妙的）。现在门改了，改成普通的推门了。估计转门不大适应火气鼎盛的黑龙江人，彼此进了门，你要往这么转，他却又往那么转，打起来了，鼻子出血了，谁之过？门之过也，就改了。
进了50年代秋林公司的那个转门，营业大厅边上，会有一个俄国老者送你一袋不要钱的糖豆（这种做法不久被中国人开的同记商场学了去）。当然只送小孩，而且只送给看上去不是叫花子、野孩子的小孩。
穷人家的孩子，我没见送过。
我是穷人家的孩子，但我是红十字幼儿园里的孩子，穿着戴红十字袖标的衣服，红十字幼儿园里的工作人员大多数又是俄国的犹太人。因此，那个俄国老头也会送给我一袋糖豆，还会摸一下我的头，那意思是说，吃吧孩子，真可怜，没爹没妈的。
红十字幼儿园，虽为国际慈善机构所办，但入园的孩子并不都是没爹没妈。
早年，秋林公司的顾客似乎并不很多。顾客进到这里，感觉是进了欧洲人办的展览馆。
商店内的绝大多数商品都是洋货。营业员也大都是俄国的犹太女人。这些女营业员都很漂亮，一律扎着雪白的三角巾（这种头巾的扎法，是俄国伊尔库斯克式的扎法）。而食品部的营业员却大多是男性，戴着那种雪白的高顶大檐的厨师帽，个个胖胖的，干干净净，红唇白牙，彬彬有礼。
秋林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很严（但每一个雇员都十分乐意遵守，感觉是一种风度、一种档次、一种自尊和一种文化）：职工们上下班都要挂牌，走商店专门的职工通勤口，不得穿过营业室，否则开除。
不仅如此，商店还有一些“琐碎”的规定，比如营业员进入柜台前，必须先到卫生间把自己整理一下，头型、手脸、指甲都必须整齐干净，女营业员一律不准化妆。白服要白，三角巾要戴正。彼此看一看，戴没戴正。这些专门有部门主任负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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