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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置。
组织诗歌朗诵会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先后参加演出的演员有一百多人次，既有本市的，也有外省市的文艺界的朋友们，如话剧界的周正、瞿弦和，歌唱家郭兰英、吴雁泽、王玉珍……等。他们不辞辛苦，又没有报酬（只有晚场才有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夜宵），有请必到，没有车送，常常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来去。他们热情感人，他们也以能参加这样的演出而感到荣幸。由于演出成功，邓大姐曾登台接见演出人员，王震同志专门在政协礼堂三楼接见演出人员和诗刊社的同志，作了热情的讲话，给以充分地肯定。
我们除作演出组织工作外也作演出人员的思想工作。歌唱家王昆“文化大革命”受冲击，失去了自由，不仅不能参加演出，连练声的自由也没有，现在演出很难发挥原有水平，我们有义务帮她复出，决定给她提供机会，于是在民族文化宫礼堂为她专门组织了一次试演，听众也就是诗刊社的几位同志。她唱得很投入，但毕竟十年没唱了，难以令人十分满意。尽管如此，每首歌唱完我们都热烈鼓掌给以鼓励以增强她的信心。后来可以参加演出了，但唱什么歌又成了问题，她与郭兰英同为歌唱家，会唱的歌自然很多，不过不是每首都可以在这样的场合演出，可以在这种场合演出的又与郭兰英雷同，为此诗刊社再与郭兰英同志商量看她能不能改唱别的，把白毛女等歌曲让给王昆同志唱，郭兰英同志十分爽快，她说凡我们两人都会唱的，由王昆同志挑，我再改唱别的。我们没有想到问题如此顺利的解决，郭兰英同志的高姿态、高风格，令我们十分感佩，王昆同志由此复出，这给她以后的事业，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我在诗刊社工作三年多，应该说这三年是我革命生涯中重要的一章，工作很有意义，和同志们相处很融洽，我自己也感到满意。到1978年底，中华书局业务恢复，我奉命调回中华书局。人离开了诗刊社，但我仍然感到和诗刊社的同志们在一起。我想念你们。愿诗刊社事业发达，同志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1998．3．7．
近日查找资料，发现一份1979年12月5日的《诗刊》简报。简报只刊登了一篇由我署名的千字开外的短文。纸已发黄，是用老式油墨打字机打印的，题目为《重庆业余诗歌作者、青年女工傅天琳同志处境困难》。首页右上角有时任编辑部主任杨金亭的钢笔字迹，批转编辑们传阅。已阅过的几位同志分别在自己的姓氏上划了圈或勾。看见它，使我想起了与这份简报相关的往事。
那还是1979年的秋天，领导派我去四川祝贺《星星》诗刊复刊。之后又去了重庆看望那里的诗人。文联召开的小型座谈会结束，诗人杨山把傅天琳叫到他的家里与我见面。1978年，主编严辰到重庆，也是经杨山和张继楼的介绍，认识了傅天琳和她的诗。回到北京，严辰便兴奋地告诉大家在重庆发现了一棵好苗子。1979年春天即邀请她参加了诗刊社组织的、由艾青领队的诗人访问团赴广州、海南、上海、青岛等地参观访问。那时，傅天琳随一批著名诗人到各地访问学习，开阔了眼界，拓展了思维的空间，在诗人的帮助下锤练了诗的技巧。既是难得的机遇，也站到了一个很高的平台上。不仅对她今后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对她的一生也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转折。
雷霆也参加了那次活动，因此她与雷霆很熟。我和雷在同一办公室，自然也见过她。每次她来看雷霆，总是坐在门边的椅子上，文静腼腆的样子，我还有印象。听她谈了当时面临的困难处境，看见她无奈又无助的神情，十分同情。却不知该如何安慰和帮助她才好。几句空洞的安慰毕竟不能代替实质性的帮助。我也是业余作者出身，因而非常理解她的苦楚。回到北京，我立即向领导汇报了傅天琳的情况。经几位领导研究，决定由我起草一份简报。题目及内容是经邵燕祥修改、定稿的。随后以“简报”的方式寄给了中央有关领导及四川、重庆的主要负责同志。下面是这份“简报”材料的内容摘要。
“青年业余诗歌作者傅天琳同志，系重庆市缙云山园艺场女工。原是电力技工学校学生，一九六一年十六岁时因学校下马，自愿到农场工作至今。”
“傅天琳酷爱诗歌，刻苦勤奋地学习写诗。在重庆文艺界一些同志的指导下，近年来经常在本省、市报刊上发表作品，初露头角。今年二月，曾应邀参加了《诗刊》编辑部组织的诗人学习参观团，写了不少诗歌，在《人民日报》等多种报刊发表。今年《诗刊》四月号发表的《血和血统》及《红岩》丛刊第一期上的组诗《从果园到大海》，无论内容或技巧都是引人注目的。”
“她最近患了肝炎、肾炎和胆囊炎三种疾病，但又必须参加农场重体力劳动，和强劳力一样挑粪上山，抡镐刨土等。因体力难以支持，好几次昏倒在山坡上。今年七月，肝炎等旧病复发，住院一个多月。出院后，仍干重体力活，又一次昏倒。场部医生多次建议免重体力劳动。但农场除管理果树、养猪外，就是送牛奶，需每天早晨四、五点钟起床。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实在无法胜任。面临繁重的劳动，她任劳任怨，然而，学习和创作都被迫停顿了。”
“更难堪的是精神上的负担。《四川文学》今年八月号发表了杨大矛以傅天琳为原型创作的小说《黑血》以后，在农场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把小说误解为真人真事，把小说中的左书记说成是农场某书记。人们议论纷纭，说傅天琳在作家面前告状，说了书记的坏话等等。她有口难辩，有苦难言；群众和领导的误解使她思想压力很大。另外，傅天琳常到文联开会，今春又外出参观访问两个月，影响了农场的收入，占了大家的工分值，也引起部分工人的不满。因而，她在农场的处境十分困难。”
“重庆市北碚文化馆一九七八年就打算把她调去工作。但由于她是农业工人，根据有关规定，必须有劳动工资指标才能调动。文化馆没有这类指标，所以至今未能解决。重庆市文联曾派人到劳动局了解，据称：如有特殊专长或工作需要是可以调动的。但必须经有关领导批示，才可以作为特殊情况处理。因没有领导批示，虽几经奔波，仍无结果。”
“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祝辞》中说：‘必须十分重视文艺人才的培养。’‘我们不仅要从思想上，而且要从工作制度上创造有利于杰出人才涌现和成长的必要条件。’发现人才是不容易的，而爱护人才，广开才路，造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则更有赖于各级领导的切实的行动。傅天琳的处境只是一例。希望有关领导方面由此引起对这一类问题的注意。至于傅天琳的工作问题，建议重庆市有关部门和领导予以关切。”
不知道这份“简报”是否起了作用？也不知道是哪一位领导批示，又是如何批示的？只是不久便听说傅天琳已调入北碚文化馆工作了。事情已经过去26年了。傅天琳早已成为著名的诗人了。回想当年的几位社领导、老一辈诗人，多已先后辞世。知道此事且健在的仅剩下一两位了。但他们成就卓著，对文艺事业忠心耿耿；为人谦和、宽容大度，工作民主；对后学者充满爱心，热诚扶持青年的精神和作风，对《诗刊》编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发现和培养新人，成为传承至今的优良传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青春诗会”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最好的注脚。
昨天，当我找到这份“简报”并准备写这篇回忆文章时，想到应该征求一下天琳的意见。她退休后，住在北京的女儿家。恰巧，她来附近的朋友家里，有机会与她当面谈起。她读完这份已成历史的“简报”后落泪了。一边用手背拭着泪水，一边感慨地问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这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以前我们一起去东北，去年一块儿去南疆，几次见面也没听你说过。”“咳！这有什么好说的呢。”我把话题转移到朋友家里的收藏品上。回忆起那些复杂又令她伤感的往事，我们都是与诗、与《诗刊》结下了不解之缘。以悲剧开始，以正剧结尾，毕竟是幸运的。
2005．12．5．于寄葭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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