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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马总意林所载，皆与今本相符。李善文选注于司马彪赠山涛诗引新语曰：“楩梓仆则为世用。”于王粲从军诗引新语曰：“圣人承天威，承天功，与之争功，岂不难哉？”于陆机日出东南隅行引新语曰：“高台百仞。”于古诗第一首引新语曰：“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鄣日月。”于张载杂诗第七首引新语曰：“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垂名于万世也。”以今本核校，虽文句有详略异同，而大致亦悉相应，似其伪犹在唐前。惟玉海称：“陆贾新语，今存于世者，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资贤（当作“质”）、至德、怀虑纔七篇。”此本十有二篇，乃反多于宋本，为不可解；或后人因不完之本，补缀五篇，以合本传旧目也。
辨证曰：“案严氏新语叙曰：‘史记本传十二篇，汉书同，艺文志作二十三篇，疑兼他论譔计之。史记正义引梁七录：新语二卷，陆贾撰。隋志、旧、新唐志同。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皆不着录。王伯厚汉艺文志考证云：今存道基、术事、无为、资质、至德、怀虑七篇。盖宋时佚而复出，出亦不全。至明弘治间，莆阳李廷梧字仲阳，得十二篇足本，刻版于桐乡县治，后此有姜思复本、胡维新本、子汇本、程荣、何镗丛书本，皆祖李廷梧。或疑明本十二篇，反多于王伯厚所见，恐是后人因不全之本，补缀五篇以合本传篇数；今知不然者，群书治要载有八篇，（按见治要卷四十）其辨惑、本行、明诫、思务四篇，皆非王伯厚所见，而与明本相同。文选张载杂诗注引“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垂名于万世也”，古诗行行重行行注引“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鄣日月”，今在辨惑篇；王粲从军诗注引“圣人承天威，承天功，与之争功，岂不难哉”，今在本行篇；意林所载“众口毁誉，浮石沈木，群邪相抑，以直为曲”，今在辨惑篇；“玉斗酌酒，金碗刻镂，所以夸小人，非厚己也”，今在本行篇；足知多出五篇，是隋、唐原本。’严氏所考，足以释提要之疑。群书治要为修四库书时所未见，提要不知其所载新语同于今本，固不足怪；独是提要既谓此书之伪，似在唐前，又谓后人因不完之本补缀五篇。夫所谓不完之本者，即王伯厚之所见也，伯厚为南宋末人，信如提要之言，则必伯厚所见之七篇为唐以前人所伪作，今本多出之五篇，出于宋以后人之伪作而后可；乃其所引意林及选注所谓与今本虽有详略异同而大致亦悉相应者，竟多见于后出之篇；然则此五篇者，究出于唐以前耶？宋以后耶？可谓自相矛盾，多所抵牾者矣。考宋黄震日钞卷五十六云：‘新语十
二篇，汉大中大夫陆贾所撰。一曰道基，言天地既位，而列圣制作之功。次曰术事，言帝王之功，当思之于身，舜弃黄金，禹捐珠玉，道取其至要。三曰辅政，言用贤。四曰无为，言舜、周。五曰辨惑，言不苟合。六曰慎微，言谨内行。七曰资质，言质美者在遇合。八曰至德，言善治者不尚刑。九曰怀虑，言立功当专一。十曰本行，言立行本仁义。十一曰明诫，言君臣当谨言行。十二曰思务，言闻见当务执守。此其大略也。’其所叙篇目，与今本皆合，且能每篇言其作意，是十二篇未尝阙也。黄氏与王伯厚皆生于宋末，正是同时之人；然则当时自有两本，一只七篇，一则十二篇，王氏偶见不全之本耳。乃提要遽谓宋本只七篇，余出后人补缀，严氏亦谓宋时佚而复出，出亦不全，皆不考之过也。”
今但据其书论之，则大旨皆崇王道，黜霸术，归本于修身用人。其称引老子者，惟思务篇引“上德不德”一语，余皆以孔氏为宗，所援据多春秋、论语之文，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流传既久，其真其赝，存而不论可矣。
辨证曰：“案班固宾戏云：‘近者，陆生优游，新语以兴；董生下帷，发藻儒林；刘向司籍，辨章旧闻；杨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时君之门闱，究先圣之壸奥，婆娑虖术艺之场，休息虖篇籍之囿，以全其质，而发其文。’（汉书叙传、文选卷四十五）汉书高祖本纪云：‘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高纪此节，史记所无，班固采自太史公自序，但自序无“陆贾造新语”一句，又班氏所自增。）论衡案书篇云：‘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案汉书河间献王传云：“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注：“师古曰：‘被服，言常居处于其中也。’”通鉴卷十八胡注：“被服者，言以儒术衣服其身也。”与颜注虽异，而意亦不甚相远。王先谦汉书补注定从胡注，未为不可；乃又云：“史记作‘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则谓不服奇邪，不苟行止也。”此则纯出臆说，未免画蛇添足。如此文之董仲舒相被服，可以不服奇邪解之乎？）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陆生之言，未见遗阙；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又超奇篇：‘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又云：‘陆贾消吕氏之谋，与新语同一意。’其为汉人推重如此。王充谓其言君臣政治得失，论说世事，与今本体裁亦复相合，知新语确为敷陈治道之书，非记事之书。且班固称之曰：‘究先圣之壸奥，婆娑术艺，休息篇籍。’王充称之曰：‘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则其崇王道，黜霸术，援据春秋、论语，以孔氏为宗，正不待作提要之时，读其书而始知之也。况班固以之与董仲舒、刘向、扬雄并言，又与萧何、韩信、张苍、叔孙通诸家之开国制作同称，其重之也至矣。王充谓新语盖董仲舒相被服，是仲舒固亦推服其书，故充屡以二人之书相衡较，且谓仲舒不如贾；然则提要所谓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者，不独不足为奇，尚嫌高视仲舒，所以赞贾者，未及其量也。黄震日抄卷四十六谓：‘汉初诸儒，未有贾比。’卷四十七又谓：‘贾庶几以道事君者。’其称誉贾甚至；然其卷五十六又谓：‘此书似非贾之本真。’则其识亦尚未足以知贾矣。严氏叙云：‘子书，新语最纯最早，贵仁义，贱刑威，述诗、书、春秋、论语，绍孟、荀而开贾、董，卓然儒者之言，史迁目为辨士，未足以尽之。’严氏此论甚善。虽其意亦取之于提要，然提要非真能知新语者，惟严氏乃能知之耳。但严氏又谓谷梁传孝武始立学，非陆贾
所预见，则犹未免惑于提要之说。谷梁传由荀卿、浮邱伯以授之申公，贾与浮邱伯同时相善，何为不可预见乎？且据儒林传，谷梁春秋至宣帝时始征江公孙为博士，孝武时未尝立诸学官也。道基篇所引谷梁传曰：‘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今谷梁传无其文，钟文蒸谷梁补注谓此语乃汉志所称谷梁外传、谷梁章句之语，而通谓之传。’（见补注卷首论传篇）其说似为得之。严氏谓贾所见者，谷梁旧传，疑瑕邱江公所受于鲁申公者，其本复经改造，非谷梁赤之旧。亦未必然也。要之，贾在汉初，粹然儒者，于诗、书煨烬之余，独能诵法孔氏，开有汉数百年文学之先，较之贾、董为尤难，其功不在浮邱伯、伏生以下，故班固、王充皆亟称之，汉高以马上得天下，不知重儒，贾独为之称说诗、书，陈述仁义，本传言其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论衡书解篇云：‘高祖既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败，陆贾造新语，高祖粗纳采。’后汉书儒林谢该传载孔融上书荐该曰：‘臣闻高祖创业，陆贾、叔孙通进说诗、书。’则汉初之拨乱反正，贾有力焉。融以贾与叔孙通、范升、卫宏而言，亦以贾为经学之儒也。然贾实具内圣外王之学，非叔孙通辈陋儒所敢望，惜乎未尽其用，否则经术之兴，不待汉武时也。史迁乃曰：‘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辨士。’夫新语岂飞箝捭阖书耶？然则国人皆以孟子为好辩，又何为读之废书而叹也！本传叙贾着新语，但粗述存亡之征，盖其不足以知陆生如此；班固之智虽足以知之，而其为贾作传，仅删去粗述存亡之征一语，（此盖不以史记为然，有意删去。）其它皆沿袭史记，无所发明，传赞虽改作，但称其附会将相，以强社稷，身名俱荣，竟不复道及新语；叙传亦只言从容讽议，博我以文而已。（博我以文，即指新语言之。）后儒因之，遂鲜称述之者。幸而遗书具在，犹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