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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施蒂利茨什么人也没有发现。他根据约定好的描述，在教堂等候的那个人没有来。当他走出教堂的时候，一直跟着他穿过整个克拉科夫城的那个尾巴被他发现了。
深夜，确切说，是凌晨，施蒂利茨回到旅馆，怀着一种好奇的心理──好象是突然冒出来的──平生第一次思索起自己对自己行为的分析，而不是思索自己的行为。同时他又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他的行为举止，尤其是对这些行为举止的分析，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他刚刚潜入到希姆莱的安全部门时，他需要花费巨大的努力才能使自己做出不动声色、行若无事的样子。那时他象是一根绷得紧紧的绳索──只需锋利的刀刃轻轻一碰，便会立刻断成两截，用不着使一丁点的劲。现在，十四年过去了，施蒂利茨，正象他给自己下的评语一样，已经连就了一身‘成功的演员的老师 ’。有时，他也感到可怕：一个陌生人，只需半小时，那个人的全部情况他就可以了解清楚。有一次，他顺便去找一个算命闻名的预言家。那是在柏林，一个金秋的傍晚，当时晚霞把勃兰登堡门映得金壁辉煌，给菩提树下街的椴树染上了一层蓝莹莹的金色，四处静悄悄的，显得很美，施普雷河上飞过一群野鸭，腓特烈大街车站附近，几位悠闲的老太婆用黑面包渣喂珍贵的天鹅。
施蒂利茨来这里之前，曾在‘楚姆列岑斯塔茨’小酒馆里坐过，这家小酒馆在法院的前面，离法西斯国歌的作者霍尔斯特·韦谢利曾住过的‘欧洲宫’不远。施蒂利茨在小酒馆里喝了许多啤酒，而这之前，他还在波兰使馆的招待会上喝过白酒，所以从小酒馆出来时他满脸绯红，浑身软绵绵的。
“‘楚姆列岑斯塔茨’的意思是‘去最后的审判’，”他想，“有意思，帝国法院的对面是‘最后的审判’。在这里喝酒不是借酒浇愁，就是饮酒助兴──或者释放，或者入狱。没有比这‘最后的审判’更高的地方了。我刚才喝酒是因为高兴，有意思，我现在还能流利地讲俄语吗？或者象个侨民──讲得结结巴巴的？这些可怜的侨民是些不幸的人，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热爱祖国。不应该仇恨他们。他们是些无能为力的人，除了白天骂我们，夜里害怕和哭泣，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预言家问党卫军突击队队长先生，喜欢哪种算法：是占星术、牌卦，还是只看手相？
“先看手相吧，”施蒂利茨说，“要看左手吧？”
“当然，”对方回答道，“必须是左手。”
预言家在他手掌上凸起的地方和指纹上摸了很长时间，然后把脸凑近仔细端详，接着闭上眼睛停了一会儿，然后又重新用冰冷的手指肚摸他的手掌，最后开口说：“您经历过一个思想战士那样复杂、充满高雅和斗争的生活。您的童年很苦──一直生活在您至今仍迷惑不解的痛苦之中。您目睹过许多不幸，您自己也体尝过种种不幸。是您的意志拯救了您。您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但您的坚定意向是以慈悲为本源的。您善良，这是您的隐痛，是您还应该予以回答的问题。在大多数人身上，智慧线与生命线是独立有行的，而在您的身上，在您经受了某种精神震荡之后它们却汇到了一起，很可能，这种精神震荡与您内心的反对共同罪恶的斗争有关。”
“我的天，他的胡扯是多么巧妙，多么圆滑！我们的活动家们肯定满意！他围绕着穿黑制服的党徒们共有的履历兜圈子。可怜虫，我若是穿便衣来，他又该说别的了。”施蒂利茨一边不慌不忙地打量着那间屋子，一边想：“得吓唬吓唬这位预言家，会有笑话瞧的。”
“谢谢，”施蒂利茨说，“关于将来就不必说了。现在您愿意我给您算一卦吗？”
“噢，有意思。”
“把您的左手给我。”
施蒂利茨草草地看过他的手掌，就盯住预言家的眼睛凝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才不紧不慢地讲起来：
“您小的时候疾病缠身，有一次您已经到了生命垂危的地步。是您的父亲救了您。他把您一直照料到痊愈。依我看您患的是白喉。”
预言家的身子微微向后仰了一下。施蒂利茨装作没发觉，继续说：“在学校里您的学习成绩很差，甚至都没能毕业，您干过许多体力活儿。您爱的女人不久前才离开您，故而您把全部的余爱都转移到了动物身上。您在大学里学习了近一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您忍饥挨饿，最后发了财，但又得了重病。您最担心的是您的甲状腺病。我不主张您去做别人曾向您建议或将要向您建议的那种手术。您不要迷信形式逻辑和数学心理学。对于我们国家的思想，您的内心并不十分坦诚。或者您的亲戚中有人在集中营受到预防性监禁，或者您本人同犹太女人同居过。”
预言家谨慎地从桌子上抽回自己的手，可怜地笑了一下说：“这不是算卦。只是您看过我在警察局填写的个人履历表。”
当时，施蒂利茨第一次感到真正的害怕，因为他根本没读过这个人的履历表之类的东西──他只是从他的眼睛里、脸上、手上，还有那略微凸出的眼睛的目光中，以及餐柜和书柜上的灰尘、挂在墙壁上的女人照片，还有他对他头几句话的反应中推断出来的──总而言之，是在对方周围的大量物件和他身上具有的特点、线索、痕迹、举止中，在使之成为占卜人的各种因素中，经过大胆的必要的推测得来的。
还有一次，性格急躁而格拉耶夫斯基伯爵跑来报告说，有个赤色分子被抓住了有损于他的声誉的把柄，策反他──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施蒂利茨听后，决定搭救这个来巴黎工作的反库捷波夫分子的秘密肃反人员，于是他不无讥讽地说：“我的小伙子，不是您策反他，倒是他有可能把您争取过去。用丑闻如同用金钱一样，是策反不了的，如能策反了，肯定是些草包，对于稍微自重的侦察机构来说，他们是毫无用处的。”
“依您看，该怎样做他的工作？用什么去争取他？”伯爵惊奇地问。
“用智慧，”施蒂利茨回答说，“用智慧、思想和意志。人──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需要全面的观察：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是漂亮的还是丑陋的，是聪明的还是蠢笨的，是出色的还是普通的……金钱、女人、把柄──都微不足道，无关紧要。有些好色之徒的性格很倔强，对这样的人是毫无办法的；而有些干巴巴的信徒却为可耻的恶行而痛苦──这种人，一争取就会成为您的人。应该从善与恶这些大的范畴出发，而不要从习以为常的问题入手。况且不同年龄的人对思想、善恶的态度也不相同。所以对这个赤色分子，您不必去理睬。他既然这样不加掩饰的接近您，您还是趁早躲开。否则您白费劲，这显然是他的计谋，请相信我吧。看问题要看本质，伯爵，必须只看问题的本质……”
“明天我应该仔细看看那个盯梢的尾巴，”施蒂利茨暗自想，“我要面对面地看看他──当即决定。我真讨厌这种事，就象拙劣的侦探小说里写的那样。哎，上帝啊上帝，我亲爱的作家们，你们胡扯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用白党俄罗斯的最后一任总理斯皮里东。季奥尼斯耶维奇·梅尔库洛夫的话说，是带叶子的辣根。”
科利亚在大街的另一边走着，尽量不让那个大步流星地朝前走的党卫军分子发现。那个党卫军分子离市中心越走越远，在小胡同里绕来绕去，弄得科利亚越来越感到不安。
“在什么地方开枪干掉他好呢？”他想，“这个恶棍，总是在有警备部队或没有穿堂的院子附近走。是不是他发现了我？不会。他一次也没回头看，而且在饭店的时候，我是坐在另外一个厅里。”
已经是深夜两点钟了，月亮变得明亮起来，一副游移不定的样子，仿佛更加贴近静下来的怯生生的大地。施蒂利茨猛地拐进一个角落，紧靠在房子的墙上。他听到跟踪他的人，竭力踮着脚尖急匆匆追了过来，穿过街道，以便缩短距离。
“一点不错。他是在跟踪我。”施蒂利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