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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从战俘营逃出来的、加入了科利亚战斗队的三个人来到斯捷潘的秘密接头点。大约十二点钟，他们按照约定的办法敲了几下窗户：一下，两下，停顿；一下，停顿；一下，两下，三下。这是旋风和谢多伊来了。
“我是诺维科夫·伊戈尔，”第一个人自我介绍道。
“我是穆拉维约夫·弗拉季斯拉夫。”
“我是尼古拉耶夫·叶夫根尼。”
“坐吧，同志们，”旋风说道，“我们来谈谈。”
半夜，科利亚取出了衣服，让小伙子们换装。谢多伊怀疑地摇摇头。
“诺维科夫也许还适合干这种事，”当小伙子们到另一个房间去了后，他对旋风说，“其他人都不行。他们的眼睛里充满杀气，会被人看出来的。在那里要会演戏，为了等到所需要的那一分钟，得待上几个小时。他们会暴露自己的。这几个小伙子应该留下来干破坏活动，而这种抢劫行动不是他们干得了的。”
“好吧……”旋风若有所思地说道，“看来，你是对的。那就让我们三个人干吧，你，斯捷潘和我。我们可以乘阿佩尔的汽车溜掉。他有夜间通行证。”
“我今天就把这几个小伙子带回森林去，把他们从那里调到我们的游击队里，这样做是明智的。‘雄鹰’是一支很大的部队，我跟它有联系。”谢多伊说道。
“好吧，抢劫行动改在明天。”
第十五章 以防万一
贝格不喜欢自己的笔体。他明白，他那美观工整的笔体，准确的粗笔道和异常优美的连笔证明了其享有者不可克服的文牍主义。起初，贝格既为自己非凡的记忆力洋洋得意，也为自己工整优美的笔体感到自豪。当卡纳里斯的评语传到他耳朵里后，他便憎恶起自己的笔体了。他试图改变笔体，结果一无所获：笔体就象语言缺陷一样──生就的结巴，至死难改。于是贝格便从别的方面加以弥补：他跟妻子离了婚，开始沉湎于酒色。说来也怪，他的算计居然精确无误，一年过去后，人们不再把他当做文牍主义者谈论了，开始把他看成一个走运的情场老手，一个在男人群中不可或缺的花花公子，如果有人在朋友们畅饮之后想快活快活的话，贝格那里随时都有现成的忠实女伴的电话。
然而，元首迫使卡纳里斯光荣退役了，责成这位海军上将去领导经济战，把军事情报局和卡尔登勃鲁纳的部门合并了，而卡尔登勃鲁纳的干部处却不太信任那些道德上不坚定的人。假如贝格依然是一个具有非凡记忆力的书法家，命运无疑会使他在卡尔登勃鲁纳的部门里扶摇直上。他本指望卡纳里斯的赏识，然而，卡尔登勃鲁纳来了，于是贝格到了克拉科夫，只捞到一个‘Ａ’集团军群前线情报处军官的职务。
因此，他现在才如此精心地步步设防，以便在新的无法预料的意外情形下保障自己起码不会被革职查办。
他小心谨慎、不急不躁地对俄国女电报员进行工作。通过跟阿尼娅的五次交谈，他觉得姑娘不再感到拘束了。他天天盼望她接受他的建议，到那时，他就能取得联络方法，而根据联络方法他就能轻而易举地打入地下活动中去。
每次交谈之后，贝格都非常精确地记载下来俄国女电报员的每一句话，写满了许多张纸──这是他的证明文件。而且，当他感到姑娘眼看就要‘成熟’时，他便跟克拉科夫盖世太保的头子进行联系。晚上，克吕格尔来到他这里，和他一起研究了这些被贝格归入所谓‘小云杉’案卷的材料。盖世太保头子赞扬了贝格进行的工作，贝格也马上请他给Ａ－２处处长打电话，要求该处领导在今后可能出现的交往中协助贝格进行这场战役。
盖世太保头子问贝格：“您是否觉得，向赤色分子投诚，贝格上校是不是一个过于重要的人物？”
“听到自己是一个重要人物，十分高兴。”贝格微微一笑道。
克吕格尔说：“喏，您要正确理解我的话。”
“我是正确理解了您的话，”贝格回答说，“我不过是利用跟懂得幽默的人谈话的机会开个玩笑罢了。唉，幽默是个难得的品质……我觉得，如果我提出为他们效劳，并且他们也接受了我们的提议的话，那么，比起一个小小的士官向他们提出效劳，我们就能接触到红军有关方面更高一层的人物。根据他们可能向我提出的要求范围和问题，我们就能弄清楚他们的长远计划，而不是局部兴趣──一个团，最多是在前线某个地段与我顽抗的一个师。”
克吕格尔若有所思地坐着，不时地拨弄一把铅笔，咬着上嘴唇，眯缝起左眼。
贝格进逼道：“如果我们这次行动进行顺利的话，我想，卡尔登勃鲁纳会对我们非常满意的。”
这是请对手一起跳舞：贝格预付了一张共同享受荣誉的支票。
克吕格尔把铅笔搁到桌子上，摘下话筒。
“奥托，”他对Ａ－２处处长说，“我和贝格打算做一件有意思的工作。请你到我们这里来一趟，我们讨论一下具体细节。”
下面是贝格的记录：
大约十点钟，我们坐下来吃晚饭。女电报员教我怎样沏茶。她坚持说，不能用电炉把茶煮沸，应当用热抹布把茶盖严。
我：你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她：妈妈是这样做的。在我们西伯利亚都会沏茶，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向我们家乡那样会喝茶。
我：你喜欢喝咖啡吗？
她：不太喜欢。它是苦的。
我：应当说‘他’才对。
她：这不符合语法规则。
我：你的俄语只能打二分。我准备搬出词典和教科书来证明我有理。
她：我投降。
我：我时刻铭记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一句名言：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之，我非把你弄得理屈词穷不可。
她：我对我们的谈话考虑了许多。
我：结果呢？
她：我不能相信你们。有一次我们曾听信了你们的承诺。
我：这个我们是指谁？
她：就是苏联。
我：你们相信了谁的承诺？
她：一九三九年，我们相信了德国人的承诺。
（有些话贝格没有记录下来，因为谈话涉及到下列内容：
贝格：是德国人的承诺吗？
阿尼娅：还会是谁的呢……
贝格：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你们党的一个文件中，具体地说，在斯大林的一个报告中曾说过：希特勒之流会上台，也会下台，但德国人们依然是德国人们……不应该把一个人和全体人民混为一谈。）
后半部分的谈话，贝格全部记载下来了：
她：如果您现在能把消息寄给我的上级……
我：怎么寄呢？在信封上写：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然后投到信箱里吗？
她：您是谍报人员，您就想办法寄吧。
我：那好，假定我让你们的一个俘虏送去。这有什么意义呢？
她：我将十二分地赞同。
我：相反。不会相信你的。
她：为什么？
我：因为德国情报机关的一位上校通过前线寄出一封建议合作的信，这是难以想象的事。
她：有可能跟指挥部取得联系和不通过前线发信。为什么要排除这种可能性呢？
我：也好……有意思……不过很危险。假如你们在这里失败了──你或者你在这里的领导──那么你多半会落入盖世太保的手里。在那里，你会被开了膛：盖世太保──这可不是军事情报处。
她：您错了。在这方面我可以向您提供任何保证。
我：我要你进一言：要学会分析。要让情感服从理智。一切都不象你现在想象得那么简单。一切都复杂得多。
她：您说得对。但是，把事情过于复杂化是与简单化同样危险的。与其说危险，不如说可笑。
我：我准备会见你们的人，把你提供的消息转给他。我可以──作为‘预支’──向他转告你感兴趣的文件，并把消息从你们这个人那里带回来，以此证明我是不是把文件交给了他。
她：您能够转交什么文件呢？
我：你瞧，随你选择：卫戌部队的部署、军队的调动计划。
她：这可能是您方的假情报。
我：当然，一切都有可能。一切都有可能，如果不相信任何人的话。总之，只当我们没有进行这次谈话。我可以救你一命，把你送到俘虏营去。那就让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