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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合适的人员执行其盗宝任务。其具体安排如下：任命驻扎在宝鸡县虢镇的旅长贺玉堂为挖宝总指挥；委任凤翔“宝兴成”钱庄总经理范春芳为现场挖掘总负责人，此人曾在汉口市坐过庄，买卖古董颇有门路；派遣卫士班长、绰号“大牙”的凤翔人马成龙、柴官长、张福、白寿才等四人为监工头目，下有监工员多人，柴官长、张福、向寿才均为宝鸡县人，非常熟悉该地的风土民情，对开展挖宝工作是极为有利的；另外，还聘请宝鸡当地一个有名的古董商郑郁文做秘书（人称“挖宝先生”），此人的实际任务是做挖宝的现场指导员，负责对挖出的各种文物进行整修、鉴定和分级定价；劣绅杨万胜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时盗宝指挥部就设在他的家里，在挖宝行动开始后，党玉琨每次到此查看时，也都住在杨万胜家中，由其负责接待。
党玉琨将以上负责盗宝的主要人马一一安排妥当后，便下令众人动工挖掘了。
具体从事挖宝工作的民工，全部是从附近县、区农村中抓来的青壮年。开始时工作量不大，仅靠就近强行摊派就足够了；随着挖掘墓穴的面积不断扩大，所需人手越来越多，附近村庄摊派不出，就一下子扩大到了宝鸡、凤翔、岐山三个县的大部分村庄。这样，高峰时一天就有1000余人在埋头挖宝，整个戴家湾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挖宝人。
从1927年秋到1928年春的8个月中，这支七拼八凑的挖宝大军把戴家湾两旁好端端的地面翻了个底朝天。
在杨万胜的指点下，开工的第一天就在戴家湾东边的一个窑洞里挖出了许多青铜器和陶器，其中有铜镜、铜钫、陶灶等，这些器物都出自于同一个汉墓。
第三天，在另一处又挖出了一件珍贵的青铜器物，马成龙等人说该物是香筒。但经“挖宝指导”郑郁文鉴定后，说是“觯”。接着，就在这一处坑里又挖出了一件刻有铭文的鼎、一件彝（即簋）和几件残破器物，另外还有戈、铜泡等。不久，在另一座墓中又挖出了一个大鼎，鼎里面有小羊羔一个，虽然皮、肉早已腐烂，但骨架却完整无缺。
军阀之争：斗鸡台盗宝案（2）
盗宝伊始便旗开得胜，收获甚丰，党玉琨不禁大喜过望。他挖宝的胃口变得更大，气焰也更加嚣张，不但在组织上控制得更加严密，而且在人力上也不断充实加强。这就害苦了斗鸡台地区及其附近的人民，搞得人神共愤，风惨云愁。
挖宝活动进行到11月底，民工们挖出了一个大墓。据参加盗宝的人回忆说，墓壁上还有壁画，内容是大山和牛羊。画面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连绵重叠的大山脚下有一群羊，在大路旁边放有陶鬲、陶罐；第二部分为一群牛，牛有卧有立，牛群中似有一人（剥落不清）。山都画成整齐的大小三角形。牛羊身体各部也不甚成比例，粗有轮廓，形象不准，惟头部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眼睛极为有神。
该画由朱红色绘成，虽多处脱落，大体完好。画面上在大路旁还画有生活用具等，很有可能是当时秦人游牧生活的写照。这个墓内出土的器物较多，大多是青铜器，有乌纹方鼎、扁足鼎、兽面纹尊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座墓坑里出土了三件铜禁（俗称“铜棹子”），最大的禁上置有方鼎、尊、觯、爵等两排酒器。较小的一件上放有三件铜器，中间放了一件卣。这些被挖出土的器物，均造型美观大方，装饰花纹，有些图案画了鸟兽，线条流利挺拔，实为难得的艺术精品。
俗话说，“自作孳，不可活”。党玉琨在宝鸡大肆盗宝，聚敛财物，势力逐渐扩大，很快就引起了冯玉祥的注意。加上在盗掘古墓的过程中，党玉琨等人残酷欺压百姓，作恶多端，引致天怒人怨，民愤四起，更使冯玉祥感到必先除之而后快。1928年5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命令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率领所部三个师、一个旅，共约30000人马，围剿凤翔城并收缴党玉琨所盗的大量珍宝。
斗鸡台宝物今安在
当年，党玉琨把从墓穴中所盗的宝物，一部分放在他卧室的万宝架上，另一部分放在二姨太张彩霞的居室，大部分重要的器皿则藏放于一个秘密库房里由卫兵看守。党玉琨全军覆没后，这些宝物全部落到宋哲元的手中。
1928年9月，宋哲元将所获珍宝全部拿出，在西安新城四面亭军部展览一天，以饱攻打凤翔部属的眼福。随后，他令军法处长萧振瀛带兵将宝物悉数押送至西安军部。此后，这批十分珍贵的宝物便开始了戏剧性的流转和散失，并因此而大大受损。这批珍宝运抵西安后，宋哲元先是派人到芦真照相馆请摄影师为之全部拍了照片。接着，他又请懂得文物鉴定的薛崇勋在新城光明院逐件进行了鉴定。
宋哲元将经过鉴定的珍宝的一部分，首先送给了上司冯玉祥。冯玉祥所得的水鼎，全国解放后由其夫人李德全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其余归宋哲元所有的大部分珍宝，在他离开西安时由小老婆和当时赴天津任市长的萧振瀛带到了天津，存放在英租界的宋哲元家中。后来，通过天津的古董商将其中一部分卖给了外国人。
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未治在《东方学纪要》一书中说：“宝鸡出土的铜器乃是在纽约的中国古董商戴运斋姚氏（叔来）从天津买来。姚氏说，党玉琨在宝鸡盗掘的铜器首先归于冯玉祥之手。又闻，曾为波士顿希金氏藏的告田觥（现藏香港），也是通过在纽约的日本古董商购自天津。”
在这段话中，除了将“宋哲元”误为“冯玉祥”外，其它内容都是确凿可信的。由此可见，党玉琨所盗得宝鸡斗鸡台的珍贵文物，实际上大部分是由宋哲元及其手下萧振瀛运抵天津后才开始流失出去的：包括现在在美国、日本、英国及香港的宝鸡斗鸡台珍宝，大多都是由此而流失海外的。这使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当年在对这批文物做鉴定时，颇为细心的薛崇勋曾经用墨汁拓了数十张纸的铭文拓片。铭文大都为1至3字，最多的十几个字。宋哲元调离西安时，这批文物照片和珍贵的拓片资料可能没被带走，后来被一农民在西北关发现。当时，这些珍贵的资料已经装订成了5本册子，并且像字帖一样经过装裱，由一个名叫王子善的古董商所收买。这5本册子，就是后来流传于国内外的党玉琨盗掘斗鸡台戴家沟铜器照片的来源。
1945年，西安的刘安国（依仁）先生偶然在西安市北大街破烂市上，碰到王子善正拿着这5本照片册出售。王子善是汉中人，其子当时在刘安国任校长的中学读书。刘便利用这种关系，通过其子之手买下了这部照片册。当时，这5本照片册上已有了书法家刘自椟先生题写的“右辅环宝留珍”字样。
刘安国得到照片册后，曾请古董名家杨钟健过目，并请当年曾对这批文物逐器鉴定、并保存有部分文物拓片的薛崇勋先生辨认，得到他们的肯定。
薛崇勋老先生再次见到这些照片后，不禁感慨万端，唏嘘不已，遂欣然命笔，在册子的卷首写道：“彝器景本五册，乃富平党毓坤（玉琨）驻凤翔，迫发民夫在祀鸡台发掘者。戊辰（1928年）党败死，器为陕西主席宋明轩（哲元）将军所得，邀余至新城光明院注释者，去今已15年矣……不意，乙酉春，依仁兄在长安市得之，即当日照本，原题皆余所作……乙酉（1945年）夏四月二日，三原薛崇勋（定夫）识。”
1955年至1966年间，刘安国曾两次托考古专家石兴邦和郑振铎等人将油印册及从薛崇勋处所得的拓片30张一起带到北京，请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唐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陈梦家等专家过目，并请设法编辑出版。唐、陈二先生接到这些珍贵资料以后，翻拍了所辑文物的部分照片，陈先生还作了笔记，但最终未得出版，乃将原物全部退回。“文革”开始后，刘、薛均遭抄家之祸，这些珍贵的原始照片、拓片不幸又全部遗失。
出土文物
解放后，经过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深入调查和艰苦工作，基本上搞清了党玉琨所盗文物的情况。
党玉琨在戴家沟挖出的铜器、玉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