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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和庙相对应，最初出现在宗庙建筑中。由于原始宗教迷信的色彩，古代，特别是殷商时期，作为皇帝祭祀祖先的地方，宗庙的地位非常重要，类似出征这样的大事都是在宗庙中禀告祖先才能够做出决定的。前部是“庙”，安放祖先神位，按时祭祀，后部是“寝”，安放祖先的衣冠和生活用品，如同活着一样祭祀，跟宫殿的前朝后寝一样。
古代的宗庙建在都邑中，但是“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之后西汉沿用，并且把庙也移到陵旁边。据考古发掘，西汉的庙大体上在距离墓300－400米处，随地势而定。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改革是为了方便先帝的灵魂从陵墓赶到宗庙中接受祭祀，因为他们相信，死者的灵魂是在寝中活动嬉戏的。
东汉明帝设立上陵礼，正式确定了陵寝制度。从此，宗庙制度衰退，陵寝制度大力发展起来。
东汉时期豪族以上墓为风气，笼络族人，上陵礼也是受此习俗影响。魏晋南北朝，依靠山麓、山腰建墓，大多不起坟。南朝诸帝的陵墓大多依照山势而建，并且开设神道，多有麒麟和辟邪。北魏永固陵开始起坟，是鲜卑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结合。唐宋继承汉制，确立了献殿、下宫制度。唐代的墓室在半山腰南麓穿凿而成。宋代多半在平地起陵，其余因袭唐制。南宋选择在绍兴浅埋，成为“攒宫”，陵园前没有石刻。明清，是陵寝制度的扩大时期。清代改动不大，只是把墓地改为前方后圆。
“福寿康宁，固人之所同欲；死亡疾病，亦人所不能无。”生死乃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粗略地了解到我国古代厚葬制度的沿革。生荣死哀，乃人之常情，古今一理。所不同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其中合乎科学的、合乎人之常情的内容必然会相沿成习，被人们保留下来，而那些有封建迷信的内容以及劳民伤财的不良习俗则必将被我们抛弃。
为何与死人过不去：盗墓的原因分析（1）
据史书记载，盗墓这种古老的活动，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在我国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盗墓者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越来越先进，也越来越猖獗。
是什么使这些人越来越热衷于盗墓，盗墓活动为什么经久不衰呢？也许在盗墓者中流传甚为广泛的“要想富，去挖墓，一夜一个万元户”的说法可以拿来作为问题的答案。的确，巨大利益的引诱驱使让这些盗墓分子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从事这项古老而又充满诱惑的职业。
获取墓中财物
古往今来，最为普遍的盗墓动机，可能就是为了劫取墓主的随葬物品。
古人宗族观念极强，对已故家长的葬礼极为重视，所谓“事死如事生”，“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厚葬习俗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夏商时期，于秦汉时期达到全盛。比如汉代制度规定，天子即位一年，就以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充山陵”，修建帝王坟墓。因此说，陵墓中的大量财物，是让盗墓分子蠢蠢欲动的最直接的原因。
晋人皇甫谧曾经“著论为葬送之制，名日《笃终》”，其中阐述薄葬的主张：“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见也。而大为棺椁，备赠存物，无异于埋金路隅而书表于上也。虽甚愚之人，必将笑之。”皇甫谧还特别说道：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焚如之刑，不痛于事？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盗墓者对墓葬的无情破坏和对死者的极端伤辱，大体都是出于财宝之“欲”。所谓“丰财厚葬以启奸心”的说法，虽然颠倒了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却大略说明了“自古及今”“无不发之墓”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丰财”的欲求。至于“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诸语，则极其具体生动地指出了盗墓使死者一如遭受“焚如之刑”；但同时又从侧面说明了盗墓者所做种种伤害墓主亲族情感的事情无非只有一个目的，求财。
盗墓者对于平民墓葬的盗掘，动机也无非是求财，当然，这里的财物和那些君王相将、王侯公子是无可比拟的。可是，至少还可以得其简单的随葬品。《论衡·死伪》说：“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万数。”所说就是这样的情形。盗墓者甚至只是为了掠取死者的衣物，就掘其坟墓，可谓丧心病狂。
《晋书》曾记载了十六国时期后赵政权的统治者石勒、石虎盗掘前代陵墓的情形：“（石）勒及（石）季龙并贪而无礼，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对于墓中随葬“宝货”的追求，被看作石勒、石虎们盗发古墓的动机，尽管史臣对于他们已经占有北部中国“十州之地”，而“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感到不可理解，但是这便更充分说明了盗墓者贪得无厌的心理。
发取墓材
通过发掘前人墓葬，借取墓葬营造材料以为当时建筑用，也是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
《太平御览》中说：“魏黄初末，吴人发吴芮冢取木，于县立孙坚庙。见芮尸，容貌衣服并如故。吴平后，预发冢人，于寿春，见南蛮校尉吴纲，曰：“君形貌何类长沙王吴芮乎？但君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班固在《后汉书》中同样也记载了这个故事：孙权大破长沙，派人挖毁吴芮墓，取棺木用来给其父孙坚建庙，当时负责掘墓的人开棺一看，吴芮衣服容貌鲜艳如新。那个负责掘墓的后来在寿春见到南蛮校卫吴纲，令他感到不解的是，吴纲竟然与吴芮长得一模一样，只是个头号稍矮了一些。一问才知道吴纲竟然是吴芮的第16代子孙。这两个记录都向我们证明：孙权的父亲孙坚的庙所用的木材，来自于吴芮的陵墓。《太平御览》卷五五八引《抱朴子》：“吴景帝时，于江陵掘冢取板治城。”发掘古墓以取用“材”“板”等材料“立庙”“治城”的情形，在建筑史上，也有值得关注的事情。
《旧唐书》中说到安史之乱时，薛愿指挥的颍川保卫战，“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贼昼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庐舍坟墓林树开发斩彻殆尽，而外援无至。”可知“坟墓”中的材木也被“开发”用以构筑御敌工事，充作城防工具。唐诗有“荒坟开作瓮城培”句，说明这一情形在当时可能是相当普遍的。
唐代取墓砖筑城的事情，在明人笔记同样可以看到实例的记载。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写道：“正德四年，南京太监石岩者，营治寿穴，苦乏大砖。或献言，云近处古冢砖奇大。遂拆以充用。视其碣，乃介甫也。”有谁人会想到，北宋名相王安石墓葬所用墓砖，历时423年之后，竟然被明朝太监筑墓时掘取，“拆以充用”。
在河南南阳的考古发掘资料中，还可以直接看到晋人发掘汉墓，并利用汉画像石作建墓材料的实例。1962年3月，考古学家在清理一个位于南阳东关外商业局院内的墓葬，墓中出土随葬器物均为晋代遗物，而作为墓室建筑材料的画像石，其题材和造型艺术却表现出汉代风格。清理简报的执笔者认为，“从某些画像石在这座墓葬中的位置来看，显然是晋代人利用了汉代画像石刻作为建墓石材。例如墓顶石5上面浮雕一朱雀尾巴和一青龙前半躯，显然是一幅画像的一半。墓顶石7是一条状长石，上面浮雕一执答的守门侍吏，这在一般汉代画像石墓中是作为门柱用的，然而在这座墓中，却充作盖顶用了。这些事例足以证明后人建墓而利用前人的遗物。”
如果说利用墓葬砖石材料而盗掘古墓还可以理解的话，而因异乎寻常的要求取墓上封土致使杨贵妃墓受到破坏，也许就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
杨贵妃墓位于陕西兴平马嵬坡。其陵园小巧玲珑，进门正面是一座三间仿古式献殿，穿越献殿就是墓冢，占地约一公亩，高约三米，墓家冢以青砖包砌。在墓东、西、北三面有回廊，镶嵌有大小不等的石碑，刻有历史名人的游记和题咏。因当地传说妇女用贵妃墓上的土搽脸，可去掉脸上的黑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