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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唐王朝依山为陵是因贞观十年文德皇后临死时给唐太宗说要俭薄，“请因山而葬，不需起坟”。但是关于以山为陵制度的真正原因，在同年十一月文德皇后葬后，唐太宗撰文刻石的碑上写着：“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峻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好盗息心，存没无累。”这里所说因山为陵，不藏金玉，与其说是为了检薄，不如说是为了“好盗息心”更恰当些。虞世南上书唐太宗时就说过“自古及今，……未有不掘之墓。”因此，唐初以山为陵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利用山岳雄伟形势以防盗掘而已。
昭陵工程是由唐代著名工艺家、美术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精心设计的。其平面布局既不同于秦汉以来的坐西向东，也不是南北朝时期“潜葬”之制，而是仿照唐长安城的建制设计的。长安由宫城、皇城和外廓城组成。宫城居全城的北部中央，是皇帝起居的地方，皇城在宫城之南，为百官衙署（即政治机构），外廓城从东南北三方拱卫着皇城和宫城，是居民区。昭陵的陵寝居于陵园的最北部，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可比拟皇宫内宫。
当时地宫外面还有许多木构建筑，建有房舍和游殿等。由于地宫前面四周山势陡峭凸凹不平，往来不便，又“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仍，绕山二百三十步，始达元宫门”。但山上栈道建筑又不能垂直上下，必须左右回绕旋转，这从杜甫所写的《重经昭陵》“陵寝盘空曲”诗句中就可以得到证明。虽然前人的这些记载未必可靠，但从中却可看出其富丽堂皇和工程繁难的程度。昭陵四周当时建筑，根据宋敏求《长安志图》记载：“以九峻山山峰下的寝宫为中心点，四周回绕墙垣，四隅建立楼阁，北为玄武门，南为朱雀门，周围12里。”
凡到过唐昭陵所在的九峻山的人，都会发现遍及整个山坡上的厚厚的羊粪层，是别处甚为罕见的。传说曾经有一个人，为了弄清羊粪层到底有多深，在一个地方从早晨太阳出一直挖到太阳落山还没有挖到底下的山石上。
九峻山上这么厚的羊粪到底是从那儿来的？说法甚多。但是有一种说法认为，大概是与当初修建昭陵墓有关。
十三年的营建陵墓工程中，昭陵不但墙垣四绕，城角四隅建有楼阁，还有四周各方修砌重重城门，规模十分浩大，需要的砖瓦什物数量尤其是巨大，这里所需用的一砖一瓦必须从陵下运到山顶上。在一千多年前，虽然属于盛唐时期，要把这些东西从山下一直运到海拔一千一百八十七点六米高度的人迹罕至的九峻山顶上仍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而且，陵园的修建是有时间限制的。如何能够很快地把堆积在山脚下的东西运到山顶上，难住了当时主管修建陵园的官员。
他们虽然也征调民夫，但是因为条件太过艰苦，所以工程的进展速度仍是相当慢的。虽然经过多人行走，已从荒山野岭中踩出一条羊肠小道，但是，道窄路险，人走都极不方便，运送物料就更困难了。
这时候，被征调的苦力民夫中有一个人，家就住在九峻山下，以放羊为生。忍受不了每日列队登山运输的辛苦，提出将每天分给他背运的砖瓦单另放出来，他自己想办法运完。领工的人见他家就住在附近，态度诚恳，谅他不会走脱，就照他的话办了。奇怪的是这一分开，他每天分下的砖瓦早早地就运完了。后来才知道，这个放羊人想了一个奇妙的办法。他把分给自己背运的砖瓦绑在一群羊身上，然后拿上放羊鞭一吆喝，羊群就漫山遍野地上山去了。虽然有些地方人不能去，可是羊群却登山攀险，能走近路，很快地就到了山顶。在山上卸下了羊身上的砖瓦，放羊人又赶羊下山，再运第二次。放羊人不但早运完了东西，羊儿还吃饱了肚子。
这一发现，使带工的人十分高兴。然后，就以皇家的名义，广征羊群，很短的时间，九峻山上下成了一个羊群的世界，很快地把山下的物资都运到了山顶上。大概此后十三年的营陵过程中，他们就一直利用了这个办法。
十三年后，昭陵完工了，九峻山上下就积下了一层厚厚的羊粪。每年发洪水时，总把羊粪冲下来，肥了附近山下的农家田园。但是，大概工程过于浩大，积下的羊粪过多吧，至今九峻山坡上的羊粪还是随处可见。附近群众中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唐王陵上的羊粪，肥了南坡下的赵镇。”
盗墓最多的节度使：温韬盗唐朝诸皇陵（2）
温韬盗唐诸陵的过程
唐末，西起干县、东到蒲城的崇山峻岭上，除昭宗李晔的“和陵”、哀帝李的“温陵”以外，有唐一代的其他19个皇帝的陵墓（武则天与高宗李治合葬一陵）以无与伦比的皇家气派，兀出在人们的眼前。这号称关中十八陵的昂昂丧葬气象，全浸着大唐劳苦百姓的血汗和智慧。令人痛惜的是，除了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以外，其他每一座皇陵都被一个人所盗，这个人趁五代天下大混乱之机，尽掘陵中的巨大财富，一夜之间，便成了人们唾骂的对象，给一部历史添加了一段黑色章节。
这，就是一生为匪为患，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温韬。
温韬，京北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当一代大唐王朝走向末日的时候，温韬出生了。据传，温韬出生时有匪星殒落在嵯峨山。嵯峨山位于昭陵所在地九峻山之东，现泾阳县西北，其山和九峻山西边的五峰山，成斗拱之势将九峻山衬夹在中间，加上南面渭水如练，北面黄土高原苍莽无限，九峻山便具有了独特的磅礴气势。
温韬其人有两个特点：一为屡装儿孙，谁的势力强谁便是亲爹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到了极至。二为盗掘古墓，尤其对唐十八陵大肆袭劫盗掘，将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的历史珍藏侵掠破坏，成为千古大盗。
后梁王朝开平第二年（908年），温韬便趁战乱聚敛财物，公然疯狂盗掘了北原上大唐所有的皇陵。对此，《新五代史·温韬传》有“（温）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温）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纸墨、笔迹如新。（温）韬悉取之，遂传民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这段话的意思是：
五代时，温韬在长安做了7年官，把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唐陵都盗了。这其中，唐太宗的昭陵最为坚固。温韬从埏道进入地宫，看见地宫的规模、装饰和人间的没有什么差别。地宫的中部是寝宫，东西两边是石床，床上摆着石函，石函里面还有铁函，盛放着历代的典籍，以及钟繇、王氏父子的书法作品。这些书法都保存得像新的一样。温韬把这些东西都搬了出来，流传人世。这些唐陵中，只有乾陵因为风雨大作才免于被盗。
温韬因疯狂盗墓而名著一时。后周太祖郭威也感叹“李家十八帝陵园，广费钱物人力，并遭开发”，因此对于自己身后葬制，多次强调“瓦棺纸衣”的薄葬原则。后唐闵帝李从厚下葬不过4年，陵墓就被盗掘。
当时参与温韬一同盗陵的还有泾阳镇将侯莫陈威，史称其“与温韬同剽唐氏诸陵，大贮瑰异之物”。侯莫陈威的全部盗陵所得，因其被杀，被永平军（长安）节度使张筠攫取。温韬所盗的图书，在他及儿子们死后则归其外甥郑玄素所有。郑玄素，京兆人，荟萃有古书千卷，内有钟、王法帖，就是从他的舅舅温韬的遗留中得来的。
再说温韬所盗的大唐诸皇陵珍宝，去向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为了保官保命，他在风雨飘摇的人生路上一路施赂，打点各方于已有用的“神圣”，其绝大部分后来落入他人之手。
昭陵六骏
昭陵六骏即选用青石石材雕刻的六匹战马。1300多年前，秦王李世民在战马上东闯西杀，南征北战创立李唐王朝万世基业的时候，这六匹战马立下了汗马功劳。社稷既定，挂甲卸鞍，以文治国，李世民不由地对自己骑过的战马，产生深深的敬意。
由于昔日长期征战，他养成了酷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