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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跳槽就是跳龙门，跳的越高，见的东西就越广阔。爱一行专一行固然是社会的需要，一专多能更是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已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努力地将自己打造成复合型人才。
第八章 水往低处流
认识王勇
认识王勇，是在中央电视台的一间演播室。
那天晚上，倪萍主持“聊天”节目，与倪萍聊天的是一位名叫段云松的年轻人。没考上大学的段云松，做过王府饭店的门童，小饭馆的老板，后来又开过红遍京城的“忆苦思甜
大杂院”，如今是五福茶艺馆的老板。
我是被邀请去当观众的。我的旁边坐着北京广播学院的大学生们。
倪萍与段云松聊完后说，今天我们还请来了另外一位年轻人，他叫王勇，王勇的经历跟段云松有点不一样，他是大学生。
说到这里，倪萍将头扭向观众席笑着问：“你们知道北京小王府吗？很火的！他就是那里的老板。”
王勇与我隔着两排也坐在观众席上，他穿着橘黄色的套头衫，听见倪萍在介绍他，他站起来欠了欠身子神情有点拘谨。接着，有人将话茼递给了他，他拿着话茼发了一通言，说了些什么我没记住，可有一句话却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人生苦短，应该去干自己喜欢干的、愿意干的事情”。
节目录完后，我们交换了名片。王勇的名片很独特，上面画着一幅建外大街至光华路的地形图，在地形图囊括的区域里，有使馆区，有外交公寓，有友谊商店，有闻名中外的秀水街，有高级白领出入的国贸大厦、嘉里中心、丽晶花园，还有京伦饭店、建国门饭店、汉威大厦。北京小王府的几家店就分布在这个区域里。
我和王勇的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个月以后。
那天，我们约好在光华路的小王府见面。
当时我想，小王府名满京城，门面一定很气派，可是坐着车将光华路找了个遍，也没找着。只好停车打听，才知道小王府在光华路背街的一条小胡同里。
那是一条很幽静的小胡同，虽然距光华路不过百余米，却没有了那里的喧嚣与嘈杂。小王府是一溜平房连着东头一座二层的小楼，粉白的墙，朴实淡雅的窗帘，门口还有几颗歪脖子树，很像居家过日子的房舍。
走进前厅，迎面的墙上挂着一个不大的镜框，是一群身穿救生衣的年轻人勾肩搭背站在海边的照片，照片上的王勇笑嘻嘻的，在他们身后是一片蔚蓝的大海。
餐厅的布置朴实、温馨、亲切。难怪那些出入高级写字楼的白领，那些远离家乡故土的外国人都愿意到这里来。在这里，他们能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与餐厅连着的一间平房，是王勇的办公室兼会客室，新颖别致的壁挂、造型独特的灯具、摆列整齐的书柜给人以居室的感觉。在房间的一角，临着胡同的一面，是落地的玻璃窗，一圈古朴典雅的沙发围成了一个小天地，坐在那里，可以看到胡同里的风景。
那天下午，我就一直坐在那里，听王勇讲述他的故事。
从此将踏上一条不归路
交上辞职书后，我知道从此将踏上一条不归路。
我是87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学的是外贸专业。
那时，还是国家包分配，我被分配到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先是做技术翻译，后又去了合同处。
那是一份很安逸的、令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可是没多久，我就很苦恼，因为在那里，我看不到自己的发展，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在大型国有企业，一切都要论资排辈，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裙带关系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我苦恼还因为，我的建议和想法在那里得不到采纳，甚至得不到尊重。人们仍习惯于按传统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作出判断，仍习惯于在旧有的轨道上行走，不敢、也不愿偏离哪怕一点点。
这样的环境让我感到很压抑，也让我很不甘心，我不甘心自己的热情被一点点地吞噬，也不甘心自己的个性和斗志被一点点地被磨灭。如果没有了热情、没有了斗志、没有了个性，我将不是我自己。
苦恼归苦恼，但是真要作出抉择还是要下很大决心的。因为生活在体制中，它会给人一种安全感，虽然这种安全感的获得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如果脱离了体制，也许会象一叶难以找到岸的浮萍，每天生活在一种不安全的恐惧中。这也是许多渴望自由、渴望拥有自己一片蓝天的人不敢跨出体制门槛的原因。
在犹豫不决中过了3年后，我终于下决心离开，因为如果再耗下去，我可能就会失去离开的决心和重新开始的信心。
那天，我拿着辞职申请走进领导办公室。看完我的辞职申请，领导吃惊地看着我说：“你可要想好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你要明白这一点。”
我很坚定地点点头说：“想好了。”
我的辞职申请被批准了。我的同事们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干得好好的要走，而且一下就将自己打到了最底层：一个没有单位，没有固定工资，没有任何保障的待业青年。
那天离开办公楼的情景，如今仍历历在目。
下着小雨，我推着自行车，自行车后架上夹着书和日常生活用品，在同事们惋惜不解的目光中，我一步一步离开了那座工作了3年的办公楼。迈着沉重的脚步，我一次次地回头张望，我知道，从此后我将踏上一条不归路。
不久，我去了一家在北京的英国公司。这家英国公司是做飞机配件生意的，在全球许多国家都设有分公司，我进了销售部。
上班的第二天，公司负责人将我喊到他的办公室，将两盒印有我名字的名片和一张飞机票交给我说：“公司派你去上海开辟市场，你明天就走。”
我一下就蒙了，没想到刚上班，就给了我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而且公司头儿说：“你什么时候把上海市场打开了，什么时候回来。”这其实是给我下了军令状，我没有退路，也不可能讨价还价。
第二天，我提着行李，拿着飞机票，忐忑不安地登上了去上海的飞机。
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也是第一次去上海。当飞机缓缓降落在虹桥机场时，我知道自己将要独自面对眼前这个陌生的环境，将要独自在这里打出一片天下。
人就是这样，当知道自己没有退路，没有任何外援时，反而会激发出连自己都难以相信的能量。在上海的那两年，是很辛苦的两年，也是收获颇丰的两年，我单枪匹马地终于为公司打出了一片天地。
后来回想起来，觉得在那两年学到东西，比我在国企呆3年学的东西多得多。在国企，我是戴着游泳圈学游泳，身边还有教练陪着，不管浪有多高，风有多大，只要我不脱离游泳圈，就能安然无恙。可是在外企，不管你会不会游泳，“扑腾”先将你丢进水里，任你挣扎，任你呛水，没有本事游上来就会溺死，这时，求生的本能会让你拼命地伸胳膊蹬腿，游着游着也许就到了岸边。
当然，溺死的人也不少。没被溺死的，就真能干成点事儿。这也是一些年轻人愿意去外企工作的原因。因为，在外企得到的培训和学到的经验，是目前国内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有的。
从上海回来后我又跳槽去了一家在北京的美国公司，也是做飞机配件生意的。不久，我就坐上了大班位置。
公司办公地点在建国门外的赛特。北京人没有不知道赛特的，知道赛特的北京人，只知道那是一家有钱人出入的高档商场，却不知道商场上面的写字楼藏龙卧虎，有着多家在全球都响当当的大牌公司。
每天，工作累了，我就会俯身在窗前，看马路上穿流不息、象甲壳虫一样的车辆，看象蚁蝼一样蠕动的人流。有时看着看着，我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发呆，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虽然我在这家公司已经干到了大班，只要继续努力，职务还会升迁。但是干得再好，这里也不属于我，我永远只是一个打工者。这个舞台是别人的，在这个舞台上，我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
每每想到这里，我就会怅然若失，情绪低落。
我常常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不知足。当年我走出那座国企的办公楼时，许多人为我惋惜，可是几年后，那些为我惋惜的人，见我出入高级写字楼，拿着比他们高几倍的工资，见了我都面露羡慕之情，说我走对了。比�